近些年來，社會上對“上學難”、“上學貴”的呼聲比較高，特別是對醫療和教育有較多的意見，有的人甚至認為這些問題是改革造成的，并以此作為否定改革的一條重要現實依據。其實，對于這個問題，應作理性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這一點首先要充分的肯定。這些成績主要體現在:一是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現在全國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9.3%，初中教育毛入學率達到97%。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全國的“兩基”教育，即基本普及九年義務制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經過20多年的工作，基本上實現了。這對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實在是不容易的。二是高等教育有了跨越式的發展。從1999年擴招以后，不到十年功夫，我國的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階段跨入了大眾化階段。擴招以前，我們每年只招108萬大學生，到了2006年，我們招546萬大學生，平均每年擴招50多萬人。我們現在在校的大學生是2500萬人，毛入學率已經達到21%。達到這個程度是非常不容易的，西方國家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只花了不到十年時間。這些成績為我們從人力資源大國變成人力資源強國奠定了基礎。
近幾年社會上也出現了“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為什么產生這個問題？我認為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客觀的原因。我們調查這一代人的家長，這些家長出生在20世紀50、60年代。他們上學的時候遇上“文化大革命”，到考大學的時候，因為1966年以后大學就停招了，一直到1977年，小平同志說了話才重新恢復高考。他們這一代沒有上大學。到他們工作了，又遇上經濟建設，人才難得、人才貴，有學歷、有文憑的人工作好找，得到重用，待遇也好。所以這一代人都想要求子女能夠上大學。我們做過幾次調查，到20世紀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孩子的家里去訪問，80%以上的家長都希望他的子女能上大學。包括一些農民工，就算吃盡千辛萬苦，也要讓他的子女上好學校，能上大學，希望上名牌大學，當然最好是清華、北大。這種心理很普遍，形成了社會風氣。但是教育資源總是有限的，不管怎么建，還是不夠的。現在我們每年招50多萬人，但是還有多一半的考生進不來。比1977年、1978年的幾十個人考一個，要好得多了。另外一個是人們的觀念原因。中國歷來重視教育，中華民族有尊師重教的傳統美德。重視子女的教育是好的，但問題是現在大家都想享有比較好的教育，目標都向好的學校集中。在社會上，從小學、中學就開始競爭，都想上重點學校。所以怎么喊減輕學生負擔都不行。這個事情已經好多年了，現在小學生的書包越來越重。我想，這種競爭的背后，實際上是家長的競爭。
一方面客觀上有如此強烈、普遍和比較高的要求，教育資源不能滿足。另一方面當今的經濟條件、財政體制撥款不到位。本來，教育是公共產品，辦教育主要應由國家財政來支撐。以前國家財政狀況不好，現在好了，但財政給予教育的撥款，到現在還是相當不足。教育法規定，教育經費要達到GDP的4%，這幾年絕對數字在增加，但是4%就沒有達到過。高中和大學經費不充裕，必然加重學生的負擔。加上教育體制改革還沒有相應地跟上，管理不到位，非教學人員多，學校開支大，教學成本高，學校各種名目向學生收費。這就是“上學貴”的原因。當然，還有一方面是學生家長為了使子女能到重點學校學習，想辦法交的額外費用。這兩者的含義是不同的。
“上學難”、“上學貴”是我們國家在特殊階段出現的特殊的社會現象。好在黨和政府已經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正在采取各種措施逐步解決這些問題。這次人代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著重指出，要加大教育事業投入，推進教育改革創新，讓孩子們上好學，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質。這充分體現了我們國家注重社會建設，著力改善民生，堅持優先發展教育的方針正在貫徹落實。隨著經濟持續平穩快速增長，社會全面進步，上述特殊階段出現的“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一定會得到有效的解決。
(作者陸學藝 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北京工業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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