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來看,推動這兩年我國股票市場上漲的基本因素并沒有發生改變,中國經濟仍高速發展,企業的盈利也大幅提升,人民幣升值壓力依然存在,社會流動性過剩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各種努力還在繼續,股票市場的基本制度也仍在不斷完善中。影響資本市場發展的最大風險之一,就是資本市場的大起大落。為此,我國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另一方面要加快規范市場,避免市場出現大起大落。
雖然從上周二到本周二,股指從最高點4335點急劇下跌到最低3404點,一周的時間下跌了近千點,市場恐慌氣氛較為濃厚。但從目前來看,推動這兩年我國股票市場上漲的基本因素并沒有發生改變,中國經濟仍高速發展,企業的盈利也大幅提升,人民幣升值壓力依然存在,社會流動性過剩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各種努力還在繼續,股票市場的基本制度也仍在不斷完善中。總之,這次的大跌,并沒有改變股市的基本面,我國的經濟增長能支撐股市長期向好。
前一階段對股市的普遍看法是股市存在結構性非理性,即市場既存在市盈率較低的藍籌股,也存在市盈率很高的績差股。這應該是當前股市的一個現實,是一個較為準確的現象描述。但市場存在結構性非理性,是否意味著一定要采取結構性調控方式?
對此,一是應認真分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我國股票市場目前這種結構性非理性,更多反映的是股市基本制度和設計的缺陷,而不僅僅是股民的非理性。在僅有主板市場,發行上市較為嚴格的情況下,上市公司是一種帶有價值的殼資源,一般不會輕易放棄,各種資產注入、借殼等資產重組發生的概率相當大。即使是被退到三板市場的,也仍有起死回生的機會。也就是說,在股票市場處于上升周期,在我國目前的環境中,這些績差股成為一張廢紙的可能性很小,大漲的可能性卻很大。與此相反,受制于目前指數設計的缺陷,加上有關部門對指數過快上漲的高度關注,大家對藍籌股的上漲都持謹慎態度,普遍認為上漲空間不大。也就是說,當前的結構性非理性是有深刻的制度背景的,不是簡單的股民投機。從政策設計的角度,改變這些制度扭曲可能比單純的投資者教育更重要。或者說,調控應從“因”上入手,而不是僅僅在“果”處著手。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規范現有股票市場,進一步修改現有股指設計,是解決結構性非理性的根本之道。
二是不能簡單用加成本的方法來抑制所謂的“投機”行為。首先,投資與投機不是可簡單用藍籌股、市盈率、換手率這些指標來區分的。機構投資者,甚至海外機構投資者并不等同于投資者,在市場基礎制度設計不合理的情況下,他們的投機能力甚至更強。其次,資本市場從來都是與投機相伴而生的。在抑制投機的同時不能扼殺了資本市場本身的發展。或者說,應該引導投機行為為我所用,而不是簡單扼殺。如盡快推出真正的創業板,發展包括私募股權在內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再次,稅收是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不能輕易作為調控手段使用,應針對更為長期的戰略性目標。
近期曾有人將股市的繁榮與貧富差距擴大聯系在一起,認為股票市場的發展加大了我國的貧富差距。對此,我們應該看到,一是我國目前的貧富差距確實不小,但解決貧富差距的途徑,不應是限制富人(其實參與股市的并不全是富人)賺錢,不是簡單的劫富濟貧。更重要的是應為貧困人群致富創造條件。二是即使股市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加劇了貧富差距,但相對其他產生貧富差距的渠道而言,這種方式還有可能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帶動經濟的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會的就業,進而緩解貧富差距的擴大。三是當前中國股市真正產生不可接受的貧富差距的,是那些內幕交易者、市場操縱者,尤其是那些“老鼠倉”。這是不公平的暴富,是產生股市不健康的毒瘤,是應該去掉的。顯然,在開設“老鼠倉”方面有先天有利條件的群體也是應該直接接受投資者教育的。市場本身是最好的教育場所,如果市場仍存在大量的不規范行為,只會進一步引導廣大投資者的投機行為。我國需要培育一個健康的市場來教育投資者,而不是僅僅通過增加成本式的紙上談兵。
總之,當前資本市場不發達,還無法有效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是我國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而影響資本市場發展的最大風險之一,就是資本市場的大起大落。為此,我國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另一方面要加快規范市場,避免市場出現大起大落。(陳道富 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