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90歲時，要爭取實現超級雜交稻畝產1000公斤的目標。”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2日在長沙一個雜交稻技術國際論壇上的豪言壯語，在許多中國人聽來如同吃了一顆定心丸。
如果年近八旬的袁隆平實現這一“諾言”，10年后中國雜交水稻的單產將是常規稻的3倍，每年種植雜交稻所增產的糧食能多養活7000多萬人口。
從普通農業技師起步的袁隆平在1960年親睹路邊的5個餓殍后，下決心將一生投入提高水稻產量的科學研究，“沒飯吃會死人的，”他常如此提醒自己。
從1974年首次成功育種開始，袁隆平在培育雜交稻領域不斷取得突破，目前雜交稻種植面積已占總水稻面積的57%，比常規稻能增產20%，為解決中國糧食問題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2009年是中國糧食繼續高產穩產的一年。在河南省上蔡縣拐子楊村，吳振華站在剛剛收完玉米的田里，籌劃即將于9月下旬開始的小麥秋播。“選種、犁地、調好施肥比例，一樣也不敢馬虎，我才有把握明年夏天的收成比今年還好，”這位47歲的農民說。
頂級科學家的實驗室夢想結合普通農民的具體實踐，或將為一個全球關心的問題尋找答案。米和面歷來是中國人餐桌上的主角，在過去60年，中國書寫了用世界9%左右的耕地養活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奇跡，而隨著城市化步伐加快和人口繼續增長，這一奇跡又將如何續寫？
糧食話題中的河南幾乎是中國的縮影：人多地少，耕地面積僅占全國的6%，竟生產了全國10%以上的糧食。今年盡管遭遇了60年來最嚴重的春旱，被稱為“中國糧倉”的河南省仍創下307億公斤的夏糧總產新紀錄，實現了連續6年夏糧豐收，全年糧食總產有望繼續穩定在500億公斤之上。
上蔡縣農業局總農藝師張銀武將此歸功于中國對糧食生產持久不竭的重視和投入。以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為例，全縣230萬畝農田已有156萬畝配套了政府投資的灌溉和路橋系統，春旱最嚴重時，這些農田可以連續一星期有灌溉保障。
他說，通過優選良種、推廣農技、發放種糧補貼等一系列鼓勵農民積極性的手段，上蔡的小麥畝產從去年的489公斤增長到今年的503公斤，示范田已達580公斤，“跟50年代的浮夸風不同，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產量。”
張銀武指的是1958年席卷全國的農業“大躍進”，那一年，緊鄰上蔡的西平縣在浮夸虛報的氛圍中，因聲稱小麥產量達每畝3660公斤而“聞名”全國。但虛假無法填飽人們的肚子，接踵而至的是持續數年的災難性饑荒。
轉機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釋放了中國農民久被束縛的能量。1984年糧食產量歷史性地突破4000億公斤后，中國宣布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基本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2008年，糧食產量達到5285億公斤，又創歷史新高，中國人的飲食話題從吃得飽轉向吃得更健康。
世界糧食計劃署駐中國代表韋安夏說，1979年世界糧食署來華開展工作時，30%的人口缺乏健康、有營養的糧食，如今只有不到10%的中國人營養不足。從1979年到2008年，中國的稻米產量增加了54%，小麥和玉米產量翻了一番多。
“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里實現糧食安全，中國在這方面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應用，”韋安夏說。
但專家們警告，現階段中國農業面臨城市化、人口、耕地等諸多挑戰，絕不能輕言解決了糧食問題。
盡管中國政府一再強調要死守18億畝的耕地底線，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說，到202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會達到58%，將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耕地，而中國耕地后備資源潛力只有2億畝左右，60%以上分布在水源不足和生態脆弱地區。
全國人大常委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尹成杰撰文指出，淡水資源緊缺是另一大問題，目前仍有一半以上耕地得不到灌溉，每年因干旱損失糧食占各種農業自然災害損失糧食的60%。
預計2033年中國人口將達到15億，新增人口及對肉蛋奶等食物需求的增加都會要求糧食增產。尹成杰說，農村青壯年勞力大量向城市轉移，不僅使大量人群從糧食生產者變為消費者，也會讓農業和農村發展后繼乏人。
這一問題在工業經濟發達的廣東省尤為突出：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廣東從糧食自給有余并可部分外銷迅速變為糧食凈調入省，以保障該省超過1億人的一日三餐，其中3000多萬人是在此工作的外來人口，很多來自湖南、河南、安徽等糧食大省。
尹成杰認為，中國“養活、養好自己”的潛力還很大：糧食單產水平有待提高，加強糧食主產區和糧食后備區建設能繼續提高產量，此外，農業科技在中國農業增產中的貢獻率為48%，到2030年時有望達到70%。
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決策者清醒地認識到，不可能通過國際市場解決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國以農為本，民以食為天”將始終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記者 袁曄 明星 桂娟 參與采寫記者：王攀、牛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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