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波
1986年、2001年、2005年，帕瓦羅蒂曾經三次來華，其中以1986年的首次來華最為他本人所看重。帕瓦羅蒂曾這樣說：“這趟中國之旅是我畢生最美妙的經驗之一，永遠不會從腦海里消失。”筆者所服務的中國對外演出公司，是帕瓦羅蒂首次來華的主辦機構。借工作之便，我到檔案室里打開了當年的卷宗，也打開了今天看來別有意味的帕瓦羅蒂第一次來華的細節。
在哪里演出更合適
在談判過程中，意方提出了在體育館演出歌劇的要求。中方答復，歌劇這樣的“嚴肅音樂”完全不適合在體育館演出。對方顯然不肯輕易放棄，堅持在體育館是可以演出歌劇的。中方于是告訴對方，如果選擇在體育館，需要另外支付25萬美元的費用。這在1980年代可是一筆巨款，中方的理由是：需要支付體育館前后共一個月的場租費，這是體育館方面的報價，而且是“上級的規定”，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
意大利人最后只好選擇由中方選定的天橋劇場。就當時的情況看，在北京也沒有比天橋劇場更適合演歌劇的了。
1986年6月22日至7月4日，熱那亞歌劇院在天橋劇場演出了6場歌劇《波西米亞人》，其中3場由帕瓦羅蒂出演。此外，帕瓦羅蒂還分別在北展劇場和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兩場個人音樂會。依照中國“專業人士”的標準，帕瓦羅蒂個人演唱會同樣不太適合進入人民大會堂。但是帕瓦羅蒂成功了，他成了第一個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個人音樂會的外國人。大會堂的那場演唱會，是經過胡啟立提議、胡耀邦拍板決定臨時從北展移到大會堂的。這成為1986年帕瓦羅蒂訪華的高潮。音樂會結束時，在一遍又一遍的謝幕之后，帕瓦羅蒂即興發表講話，表達了他的激動與感激。從大會堂出來，坐上紅旗轎車，他對身邊的人說：“今晚是我藝術生涯的頂點。”
奇怪的“出場費”談判
作為兩國文化交流活動，國際旅費和藝術家工資均由意大利方面負責，中方只負責落地后的接待及付給藝術家們一點“零用金”。談判時意方提出普通演職員每人每天70元人民幣，劇院領導和帕瓦羅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復是普通演職員每人每天90元，劇院領導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羅蒂每天500元。這一結果在總數上實際超過了意方提出的標準。
中方為什么給出高于對方要價的“零用金”標準？我百思不得其解。經向老同志請教，他們說，過去許多事情都是提前向上級部門請示，具體做事兒的沒有自主權。即便是對方的要價對中方更有利，也不能臨時相機改變上級已經研究決定了的事情。所謂談判，不過是“通知”對方而已。
1500瓶礦泉水隨機抵達
1986年6月16日中方一封特急電報上稱：帕瓦羅蒂通過旅游團經理向我所提飲食要求(含法國礦泉水、進口牛排、法國面包)等，我難解決，希意方自行安排，費用自理。
收到這樣的消息，再加上到了中國什么都買不到的傳言，帕瓦羅蒂心中難免忐忑。當時除他母親因心臟病沒來之外，帕瓦羅蒂的父親、妻子、三個女兒，家中的親人悉數都來了，為了保險起見，他不得不帶來了重達兩噸的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光礦泉水就帶了1500瓶！他還帶了三個醫生、兩個秘書、兩個廚師以及洗衣機、冰箱。
帕瓦羅蒂的冰箱后來留在了中國。中演公司醫務室前兩年被撤銷前，還一直使用著它。已經退休的肖大夫說：“挺好用的。”（《南方周末》10.4）
這是1986年7月4日，帕瓦羅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獨唱音樂會。他向熱情的中國觀眾高呼：“我還要來中國！” 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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