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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7個到34個
曾經，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國的民營經濟非常疲弱。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民營經濟得以復蘇并逐步發展。
更大的轉變發生在1992年。是年，黨的十四大召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非公經濟在中國蓬勃發展，并在國民經濟全局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也漸漸地激發了民營企業家們參政議政的熱情，他們參與角逐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并積極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然而，“黨內關于民營企業家能不能入黨、能不能讓他們成為紅色商人的問題，始終帶有一種左的傾向，認為他們帶有剝削階級的嫌疑。”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張希賢說，一直到了1999年至2002年間，中國共產黨才提出了民營企業家入黨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黨對民營經濟的重視程度和認識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
真正的突破源于2001年7月1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建黨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民營企業主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承認了他們勞動者的身份，要求在政治上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2002年，黨的十六大對黨章作出修改，把黨章中黨員發展對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雖未明確指出民營企業主可以入黨，但大會通過的報告列舉了因社會變革而出現的社會階層中，民營企業主成為六大新社會階層之一。
而正是在這次大會上，江蘇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森達集團董事長朱相桂、遠東集團董事長蔣錫培、綜藝集團董事長昝圣達、浙江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重慶南方集團董事長孫甚林、廣東金潮集團董事長劉思榮等7位民營企業家，在黨章作出修改之前，便以十六大代表的身份代表這一社會新階層的先進分子率先亮相。
這在當時，曾引發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議論。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一個重大信號，執政黨對民營經濟的態度越來越開明和開放。外媒評論：中國義無反顧走向“富強”。
在中央政策的鼓勵下，民營企業老板們的入黨熱情進一步釋放。雖然仍較發展一般的黨員嚴格，但各級黨委對優秀的老板入黨問題的態度日漸開放。根據張希賢的估算，在現有的企業家黨員中，接近一半的人在發跡之前已經是黨員，這批人大多數從黨政機關或事業單位下海。
“入黨就入了18年！”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對此鍥而不舍。最終，他在200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年，中央發展黨員工作會議，要求廣泛吸收非公企業主入黨。
3年之后，他等來了更好的政治時機。
2007年，在十七大代表選舉的方案中要求，“要有適當數量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黨員”，簡稱“雙新組織”。民營企業家代表于是成為“雙新組織”代表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一年，梁穩根、周海江、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等17位民營企業家當選十七大代表。
2012年，黨的十八大，這一陣容擴大到了34個。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說，這足見中國共產黨對于民營經濟的重視，說明黨對民營經濟本身高度認可，也讓更多的民營企業家有機會參與到黨的最高決策過程。
周海江明顯感覺到了這一階層的政治“參與感”越來越強，民營企業家也將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有機會參政議政、反映民營企業家的呼聲，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制定過程中不至于被邊緣化，將有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黨也可以更好地把握民營企業發展的脈絡、要素和結構，使非公經濟的發展更有利于黨的領導。”張希賢說，這標志著黨領導著力點的轉變。“十八大之后，民營企業會進一步獲得大發展，和國企共同推進經濟發展的新格局。”
在張希賢看來，非公經濟奮斗到今天，占了舉足輕重的多半邊天下，黨代會應該增加他們的代表席位，給予應有的政治地位。而黨也需要更加廣闊的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
代表非公經濟中的2.8億工人
在十七大代表選舉的方案中還特別提出了一個要求，要有“適當數量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工人”。
今年，十八大代表中的民營力量，除了民營企業家外，來自民營企業的工人代表也明顯增加。
當選十八大代表的李國鋒是福建特步公司一名普通的倉庫調度員，作為最基層的員工，他在這個企業打包打了17年，勤勉負責，從未出過差錯。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此生從未想到過自己能當選黨代表。“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榮幸，沒有比這再高的榮譽了。”
李國鋒的老板告訴他，這比考狀元還要難。
17年前，從農村進城打工的時候，他原想著能吃飽飯就可以了。17年后，他是農民工黨員的代表，帶著他們對城市生活的訴求，與會十八大。
張希賢說：“國有企業擁有8000萬員工，包括在編的和合同制的，非公經濟組織大約有2.8億員工，這些人成為中國新型的工人階層，中共擴大非公經濟組織中的黨代表，一個重要的方面也是為了這2.8億的工人階級，為了使他們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得到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