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手足口病讓民權縣疾控中心站到了暴風眼兒上。這個機構實在不習慣它的新角色。不僅因為以前少為人重視的緣故，也由于它自身問題重重。它的新任負責人李正云說，基層疾控事業缺錢、缺人、也缺規范。
“關鍵還是人的問題難解決。”李正云說。面對高峰或未知的手足口病，面對席卷20多個國家的甲型H1N1流感，再次審視他提出的這些問題并非多余之舉。
在民權縣歷史上，罕有像李正云這樣的干部，調任竟然受到了全國多家媒體的關注。2月28日，他從縣新農合醫療班主任突然轉任縣疾控中心黨委書記。其時，民權縣手足口病疫情已經擴散暴發開來，不久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報道成為媒體焦點。他的前任也因此被“嚴肅處理”去職。留給李正云的，是手足口病疫情和近于失控的疾控機構。
李正云上任后的舉動被廣泛報道：立即組織干部職工首次見面會，結果是“有人請假，有人遲到”；馬上起用兩名50多歲的干部，充當消殺、流調科長；要求全單位170多人必須會背手足口病的癥狀、傳播情況等基本知識；在接受衛生部、省疾控專家培訓的同時培訓鄉鎮防疫人員，給與必要的、簡單的技術指導；繪制全縣手足口病發病標記圖……
這些工作的開展，對于控制疫情的益處顯而易見。不過，李正云真正的“功勛”則被認為是讓人們了解了基層疾控中心的實際存在狀態。這其中，既包括基層防疫人員專業知識的極度匱乏，也包括基層疾控機構運轉混亂和缺錢怠責，還包括“人不少、人才少”的體制環境困境。
按照制度設計，基層的防疫體系由三個環節組成——縣疾控中心、鄉鎮衛生院防保員(防疫保健員)和村醫。其中，鄉、村為該體系最前哨。然而，據記者了解，由于村醫本身多是個體醫療執業者，政府并不給與分毫投入，所以實際上沒有動力去完成防疫任務。多數時候，他們主要還是等人上門看病收錢。
另外，許多村醫和防疫保健員一樣，受到自身素質的限制，在疫情暴發之初，根本分不清手足口病和普通感冒、皮疹的區別，以至于誤診、耽誤病情或者漏報，致使模糊疫情頻頻發生。這兩點在民權手足口病中都體現得非常突出，而且即便是這個體系的最頂端——縣疾控中心的水平，其實也有些讓人擔心。
在疫情發生整個過程中，除失責之外，疾控機構備受詬病的還有創收行為。3月18日“中國之聲”的報道中提到，民權縣疾控中心打著預防手足口病的旗號向村民推銷一種叫“伊康初乳膠囊”的保健品。據說，推銷一瓶，防疫人員可得到3元好處。后來衛生部的調查稱，這種推銷行為跟手足口病的防治沒有“因果關系”。然而，它的合法合規性仍然受到強烈的質疑。
有民權縣疾控中心的人對記者說，某些時候，創收在他們的工作中是第一位的。“防疫站(疾控中心)人多，編制少，普遍吃不飽，全要靠自己想辦法。基層就是這個樣子。”李正云的到來，對疾控中心是個大利好。他拿來了5萬元手足口防治專項資金。這是以前沒有過的事兒。
據了解，民權縣疾控中心在崗人員180余人,還有離退休人員30余名,每年光工資就需要220萬元。去年縣里只撥款39.2萬元，不足所需全額的20%。往年，這些差額通過二類疫苗收費補充，但是這項收費于去年逐漸取消。于是，疾控中心的日子更加不好過了。想方設法討生計成為疾控人員的“第一要務”，原本職責反容易被荒怠了。“吃不飽，當然沒法打仗了。”有河南省疾控中心領導也比較理解地說。
問題還不僅僅在于錢。據民權縣副縣長朱華光介紹，疾控中心和縣里其他部門一樣，嚴重超編。“本來批的是100個編制，但實際上卻有200張口。”他說，以往對疾控這種業務部門財政給得不多，招聘進人也把得不嚴，所以各種關系的七姑八姨都進了門。起初是招工的名義，之后就是利用機會轉干，慢慢就都成了體制內人員。一旦進了門，請出去就不容易了。
這不是民權特有的現象，已經有媒體報道過其他地區的類似情況“基層嚴重不缺人，嚴重缺有用的人。”朱華光告訴記者，不少專家在討論基層如何招到人才、留住人才時，往往偏重于階層待遇低、福利差等方面，實際上這還有“劣幣驅除良幣”的機制存在。“不單是精兵強將招不來、留不住的矛盾，而且還有蝦兵蟹將趕不走、淘汰不了的問題。”
民權縣曾經就教育、衛生等業務領域做過調研，結果是，衛生系統缺乏合格的技術人才。然而，調查后，仍然沒有什么變化。“很簡單。第一，要這么多人上崗，光工資就得一大筆錢，財政上負擔不起；第二，還要清理相同人數下崗，這更是難上加難了。”
李正云和朱華光的話如出一轍。他曾對媒體說，全中心有180人，“能用的，有30人就不錯了”，一些人連疫情的聚集、暴發都分不清楚。而現在留下的人員，多數是靠關系調進來的。雖然也有學歷職稱，但是和疾控都搭不上邊，“有技工、助理經濟師、助理館員……”這話似乎給李正云帶來了壓力。在采訪中，他解釋說，媒體誤解了他的話。他的手下并不是“分不清楚疫情的聚集、暴發”。
在疾控中心大樓前——民權縣最好的辦公樓之一，大部分由國債轉移支付——朱華光不僅對記者感嘆，“高樓好起，人難處理啊！” （記者 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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