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與歧視：艾滋病防治的最大障礙之一
回顧我國艾滋病防治走過的歷程，國家艾滋病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李建華直言不諱地指出，生殖道感染、性病和艾滋病三者在病原學、傳播途徑和影響因素等方面有密切聯系和重疊交叉，但它們都與“性”有關、與社會恥辱和歧視有關。正因如此，人們在面對這些疾病和感染時，多選擇了沉默，這嚴重阻礙了人們獲得必要的信息和服務，使這類本可預防和治療的疾病得以迅速流行蔓延。
云南省公共衛生專家、昆明醫學院教授李曉亮認為，雖然近幾年來，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但是偏見與歧視仍是目前艾滋病防治中的最大障礙之一。
“傳統道德觀念對性工作者、同性戀者、吸毒者及感染者的嚴厲排斥和譴責，在他們和主流社會之間豎起了屏障，導致他們處于社會邊緣，無法獲得性病、艾滋病預防的知識和技能。”李曉亮說，以同性戀為例，美國在1973年就通過了“同性戀不屬于性變態”的認識，并且不再將其編入精神疾病分類診斷手冊。世界衛生組織也在1993年認可了這一觀點，在精神疾病分類學中去除了相關內容。但我國接納這一觀點的時間較美國晚了29年,較世界衛生組織晚了9年。直至2002年,我國才做出了相應改變，不再將同性戀視為性變態。雖然如此，人們長期以來對同性戀群體的無知、漠視、偏見和歧視還是使我國的政策、干預都沒有能將該群體早些納入性病艾滋病的防治重點。他們由于懼怕社會歧視，不敢公開身份，或是迫于社會和家庭的壓力而與異性戀人群結婚，增加了他們感染和傳播性病艾滋病的可能性和危險性。
“也正是由于偏見和歧視，我國所采取的性病艾滋病控制策略常把‘打擊’作為一種必要手段。事實上，在多元化價值觀的客觀現實背景下，嚴厲打擊的后果并不可能使賣淫市場萎縮，反而會使性工作者‘轉移’工作地點或轉入地下。事實證明，正是性工作者的流動和隱蔽，大大增加了性病艾滋病的蔓延和不可控制性。”李曉亮說。
李建華認為，我國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已經從沉默中走出，但對防治性病艾滋病的承諾，不僅是領導層的承諾，是公共衛生體系的承諾，更重要的是全民的承諾。艾滋病既是一個“醫學問題”，又是一個“社會問題”，在其發生、發展和防治過程中，它將社會早已存在的體制性障礙、權利不平等、缺少民主和法制、沒有善治等問題凸顯出來，針對生殖道感染、性病和艾滋病流行所做出的應對能夠綜合反映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在面臨疾病挑戰時的勇氣和能力。因此，如果在防治性病艾滋病中不去促進社會發展，不能對現存的社會問題逐步解決，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將是一條非常漫長的道路。（記者張文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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