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鄉鎮衛生院都是虧損的，且經濟發達的地區虧損額反而較大。”王紅漫直言，“鄉鎮衛生院的虧損，主要原因是制度問題和管理思路。”
“可以通過公開拍賣、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方式對衛生院實行產權置換，剝離防保業務，使衛生院能與一般醫院、診所公平競爭。”王紅漫說
王紅漫被農民稱為“紅漫女兒”。她的身份是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系副研究員。
經過近6年調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農村衛生保障制度戰略研究”成果報告會終于在11月中旬舉行。王紅漫是該課題的負責人。
王紅漫帶領的課題組深入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227個行政村的4500戶農家，得到大量第一手資料。為目前該領域學術研究中樣本量最大的入戶調查。
該課題“首次對政府、醫療機構和消費者的責、權、利進行清楚界定，提出改革衛生人力市場、完善醫藥機構與組織框架、有效控制衛生費用上漲的機制和政策建議。”在報告會后，王紅漫向《第一財經日報》介紹。
結緣農村醫療衛生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在報告會上對王紅漫課題組如此評價：“要為中國農村衛生提出切實可行辦法，不是簡單的事。王紅漫領銜的這個重大社科項目，已堅持很多年，做得不錯。”
韓啟德表示，課題研究深入實際，掌握第一手材料，因為資金有限，要進行田野調查，為此，吃了很多苦。“到偏遠山區的農戶去調查，還要坐農民大車去掌握翔實情況。”
雖然課題組在研究農村衛生領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韓啟德對課題組這樣建議：“即使現在有了階段性成果，課題也不要停止，因為離真正解決農村衛生問題還有距離。”
對于王紅漫來說，對農村醫療衛生產生興趣，還是在她社會學博士后出站不久。
當時，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的韓啟德主持了一個專門研究衛生政策的跨學科研究中心，有醫學和社會學背景的王紅漫在那里工作了一年。
這一年，她接觸到很多地方衛生干部，產生了研究農村醫療衛生問題想法。
2001年，王紅漫獲得北京大學“九八五”青年行動課題，2002年獲國家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項目，開始對我國農村衛生保障制度進行系統研究。
但是，農村中衛生保障問題涉及到方方面面，到底從何處著手？王紅漫在不斷思考。
2001年～2003年，他們組成的8人課題組，在完成前期預調后，逐步深入基層。從城市到農村，火車、再換乘汽車，甚至馬車、驢車，一路顛簸。
在課題組行程25000余里的實地調研中，他們發現鄉鎮衛生院大多門可羅雀。由于“鄉鎮衛生院牽動農村衛生改革全局，有研究價值”，于是王紅漫決定對鄉鎮衛生院做典型調查。
鄉鎮衛生院“窘境”
為了“掌握比別人多得多的第一手客觀真實數據”，他們甚至扮成病人，分頭到幾個鄉鎮衛生院實地考察。
按原來制度設計，鄉鎮衛生院本應是三級醫療服務體系樞紐，而實際上，現在處于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著的真空窘境，鄉鎮衛生院原本的“減壓閥”功能在實際操作中幾乎失效。
據課題組對1000多農民入戶調查及衛生機構的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農民大病就診主要是縣級以上醫院，占58%，鄉鎮衛生院只有12%；農民小病就診主要是村級醫療機構，占47%，而鄉鎮級衛生院僅占18%。
看來，“鄉鎮衛生院面臨信任危機。農民一旦有點什么病，就往縣、市醫院跑，白白增加了負擔。”王紅漫分析。
總體上，“衛生院現狀離政府和農民寄予的期望相去甚遠。從調查情況來看，經濟發達和欠發達鄉鎮，衛生院大都經歷了由興轉衰的過程。”王紅漫說。
他們的調查還發現，鄉鎮衛生院在技術配置上存在兩個看似矛盾的問題，一是作為醫院必備的醫療設備不全；二是存在巨大資源浪費，有70%～90%的進口設備，而技術利用率只有5%～20%。
種種原因結合在一起，最終導致鄉鎮衛生院社會功能弱化，經濟效益負產出，缺乏成本效益和相應的社會效益。
“2001～2003年，貴州26家衛生院，平均每年虧損約234萬元；山東某縣18家衛生院中有17家負債經營；江蘇某縣2001年8所中心衛生院全部虧損；江西某縣39所衛生院癱瘓15所。”王紅漫提供數據說。
她向記者介紹，現在各衛生院大多在農村醫療衛生中處于“抽空”窘境，為生存和發展，衛生院院長們“各顯神通”，有的忙于四處籌資，有的擴展業務，有的出租衛生院房屋和土地等。
“絕大部分鄉鎮衛生院都是虧損的，且經濟發達的地區虧損額反而較大。”王紅漫直言，“鄉鎮衛生院的虧損，主要原因是制度問題和管理思路，而不在于該地區經濟是否發達。如果依然按照現行體制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工作，而醫療衛生部門產出效率依然不變，結果就是越加強，虧損越多”。
“部分地區衛生局已認識到，一些衛生院已經基本不能、也不需要提供醫療服務，完全可以撤掉，但目前的障礙還在于“一鄉一院”的行政安排。”他們在調研中發現這些問題。
“房屋在老化，儀器設備瀕臨報廢，部分醫療從業人員外出打工。相對而言，個體診所比較靈活，較少受到體制制約，但其設備和醫療效果叫人擔憂。比如有的給近視的村民配眼鏡，不知道要先驗光。”王紅漫對此記憶深刻。
投入與人事制度先行
總之，鄉鎮衛生院處于村級診所和縣級醫院之間，技術不如縣級醫院，服務靈活度以及成本方面又不及村級診所，沒有實質性改革，鄉鎮衛生院難免衰落。
因過分強調醫療衛生事業的福利性和公益性，只有公有制醫院才有可能向農民提供合格的醫療衛生服務產品，導致醫療衛生部門在產權改革問題上瞻前顧后、顧慮重重，在制度選擇上趨于保守。
一位縣級衛生局局長建議：“國家應明確投入機制，解決鄉鎮衛生院問題，應明確鄉鎮衛生院是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另外，人才是衛生院發展的關鍵，應該把人才問題列為衛生事業的一個項目來管。”
經過反復研究，王紅漫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議：將鄉鎮衛生院的產權體制改革和醫療防保體制改革結合起來進行。
“可以通過公開拍賣、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方式對衛生院實行產權置換，剝離防保業務，使衛生院能與一般醫院、診所公平競爭。”王紅漫說，“因地制宜、因院制宜，可以采取一院一策、一院多策的方式。”
她還總結了衛生院三種變革方式：一是有的縣辦好中心衛生院和幾個較大的鄉鎮衛生院，發展村級衛生室，其他衛生院只保留預防保健職能，即實行醫療與公共衛生職能的分離。
二是將衛生院資產、債務整體拍賣，拍賣后的衛生院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也就是政府公開招標，利用原來提供給衛生院的補貼，向改制后的衛生院購買公共服務。
三是有的地方則適宜在上級部門主持下試點，實行院長全權負責承包制，推行公共衛生招標機制；為防止因病致貧現象的發生，推行社會醫療保險或商業醫療保險，同時設立以醫療救助為主要目的的地方性基金。
“醫療制度改革必須實行醫療衛生部門外部資源分配制度制約與內部管理制度兩方面創新。”
要解決上述城鄉醫院之間不均衡狀況，關鍵是人事制度要變革。
其基本思路是把現有的三級醫院與鄉鎮衛生院納入到一個完整的人員循環系統中,打破各自為政的格局，“讓系統內優秀醫護人員在固定時間段內，于各級醫療機構輪流工作，把最好的醫生送到農民家門口。”
“這樣一來，廣大農民再也不用為看病而東奔西走，扔進倉庫里的X光機也會派上用場，把結膜炎當成沙眼治之類的低級誤診將得到極大遏制。” 這是王紅漫的設想。
在做了詳細分析后，課題組還具體提出了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相協調的統籌報銷和基金管理模式，及市場機制解決農民衛生問題的目標責任方案。
這些成果為全國制定農村衛生保障體系可行性戰略提出了新的研究維度。“該研究中部分建議已被北京市等一些地區采納。”課題組另一成員高紅告訴記者。
“北京在懷柔和通州采用借記卡為農民報銷醫療費用，在全市取消定點醫院終身制。”高紅介紹，“同時，北京房山區、山東東營市政府、海陽市衛生局根據研究報告加強衛生“網底”建設，將三級網變為二級和四級網，對農村衛生地理布局和產權布局進行系統規劃。”(季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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