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非常興盛，像我們北京像(京寶街)那一帶，那是黑市交易的一個，一個大本營，你要到那去一走，馬上就有人湊過來，要美元嗎？要英鎊嗎？”
作家王朔就曾在小說《玩的就是心跳》中寫道：“大伙兒是那么需要外匯買洋貨，急得都瘋了，就差組織義和團砸使館了”。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發行的一種在中國境內流通、可與外幣兌換的特殊人民幣憑證也成為了香餑餑，這就是外匯券。由于當時國內商品的奇缺，和人民幣匯率的高估，外匯券隨之成為一種特殊消費權利的象征。
袁躍東：“外匯券比人民幣要值錢，盡管面值是一樣的，但實際上購買力強，所以出租車司機拒收人民幣，很諷刺的事。”
吳念魯：“匯率形成的機制混亂，一種混亂，所有的外匯全國全部通過調劑中心這么來做，那么官方的價格實際上是有點名存實亡，在這種情況下，你再繼續下去，我覺得對整個的貿易這個是發展不利的。”
1992年，88歲高齡的鄧小平南巡，在改革開放的重要關口再次以他特有的改革精神為中國指明了道路。
鄧小平：“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于是，在金融領域，一場對于人民幣匯率的重大改革開始醞釀。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要改革外匯體制，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
李揚：“最大的意義，就在于，在中國整體上來確立了市場運行的機制，確立了中國融入全球的一個基本平臺。”
這次匯改革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1，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1一次性貶值33%。使得中國商品的價格在世界市場上變得十分便宜，也吸引來不少外部投資商，從此，中國經濟走上了外貿拉動型的道路。
李揚：“是里程碑式的事情，中國的外匯儲備擺脫了長期在0上下波動這樣一種被動局面，從此走向了高增長之路。”
到1997年時中國創造了75000億的國內生產總值，外匯儲備也創紀錄地達到近1400億美元，并成為世界排名第十的貿易大國。然而也就在這一年，亞洲金融風暴不期而至。
李揚：“在這次沖擊中一個大家應付沖擊的一個很自然一個反應就是貶值。”
1997年7月2日，泰國政府被迫宣布讓匯率自由浮動，當天泰銖大跌20%，在韓國，韓元在2個多月里狂貶50%，國家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李揚：“中國就面對一個選擇，人民幣怎么辦？在國際的輿論幾乎是一面倒的說如果中國不貶值，你就萬劫不復。
但是，出乎世界的預料，我國政府力排眾議，鄭重向世界宣布：“中國將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立場，承擔穩定亞洲金融環境的歷史責任”。
吳念魯：“當時宣布人民幣不貶值的話，人家西方都不相信，為什么不相信呢？因為在西方來講，所謂一個，一個官員特別是像英國，比如英國的首相，或者英格蘭銀行，像中央銀行的行長他說，英鎊肯定不貶值，你們放心。但是禮拜五宣布，禮拜一就貶值，因此他們認為這個，官方不管你官多大，你要講，肯定是隨便一講的，只是安撫民心。”
中國政府用行動實踐了自己的承諾，1998年開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穩定在8.27。
李揚：“從此中國樹立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那么經濟上如此，政治上如此，那么中國的人民幣也從此獲得了國際上的信賴，這點就對于一個大國的崛起很重要。”
亞洲金融危機過去僅僅兩年后，中國經濟再度駛上了發展的快車道，200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躍上1萬億美元大關，強國決定強幣，人民幣走向世界也由此邁出了第一步。2002年，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在加拿大訪問，途經溫哥華機場時，他意外地發現，在當地的ATM機上，居然能夠用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和加元。
丁志杰：“他當時看到這個事情就覺得很興奮，說指示要加強研究，其實我們從那時候就看到，就是說隨著亞洲危機就是亞洲逐漸走出危機，中國的經濟就是說持續快速的增長，人民幣開始在周邊的地區開始流通。”
無獨有偶，2003年，馬來西亞央行行長訪問中國，他突然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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