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理現代化的制度自信與文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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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建設對于制度建設的必要性
制度建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這是制度的優勢。制度優勢的發揮，必須鏈接到人的行為發生的平臺上和環境中，轉化為影響人的行為的最直接因素而起規范作用。因此，制度建設需要相應的文化為之支撐。
每一個人的社會行為和社會思想都發生在一種社會情境中。影響著人們的社會行為和思想的因素很多，據社會學目前研究揭示，最主要的是自我認知、社會交往和文化背景，尤以獨特的文化背景最為突出。美國文化學者露絲?本尼迪克特說：“個體生活的歷史中，首要的就是對他所屬的那個社群傳統上手把手傳下來的那些模式和準則的適應。落地伊始，社群的習俗便開始塑造他的經驗和行為。到咿呀學語時，他已是所屬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長大成人并能參加該文化的活動時，社群的習慣便已是他的習慣，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在《民俗論》的一開篇，薩姆納就說，人開始于行為而不是思想，這些行為與理性沒有或很少有關系，它開始于無計劃，它們的歷史在被制度化前沒有留下理性的痕跡。但它具有無形的社會力量，個人在具備思考能力之前就已經受到了民俗的影響和陶冶。馬克斯?韋伯則這樣說：我們將賦予文化這樣的定義，它意指一種獨特的一致性行動，這種行動被不斷重復的原因僅僅在于，人們由于不加思索地模仿而習慣了它。它是一種集體方式的行動，任何人在任何意義上都沒有“要求”個人對它永遠遵奉。
制度是社會規則的理性表達和成型，它發揮作用帶有普遍性、強制性、后發性，這既是它的優勢，但是如果不能與社會文化相契合，就成了它的短處。新制度主義研究表明，制度中的非正式制度與規則往往比成文的正式制度更加具有力量，就是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規則“是隨時間演進的”，是人們在社會活動和交往中自然演化形成的，是一種“習慣性行為”，是一種隨文化傳統而來的行為規則，因而最具有穩定性和約束力。更重要的，作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體現社會核心價值觀，影響社會大眾的行為舉止和價值取向。宋代哲學家邵雍曾說：“天下將治，則人必尚于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于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與之相應的先進文化建設，特別是政治文化建設。第一，要做制度文化化的工作，弘揚制度的價值理念。要制定具體措施，使得正式的制度規范逐漸成為人們能夠共同接受、樂意遵守的良好作法，讓人們按它們去思，去想，去行動，去生活，自然而然地演變為人的活動方式。第二，把改進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的基礎性工作。通過文化的濡化和涵化，在“親”、“近”、“小”、“實”方面下功夫，著力改善社會心理和大眾行為，培養制度思維、制度觀念、制度常識，習慣于照制度辦事，成為與治理現代化相應的現代人。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遵守文化道德習俗是一種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毫無思考”與“出于方便”的無意識。這種無意識使得文化規范“在今天可能還是非常命令性的，連一個獨裁者也沒法推翻它們。”這也就是中國古人所說的文化適應即“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所以，如果說治理現代化需要系統管用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執行，制度建設和制度執行需要相應的文化支撐，那么，治理現代化相應的制度文化、政治文化建設就要追求和達到潤物無聲、規中自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