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的轉型與改革：機遇、潛力、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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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5～10年，通過深化改革收獲內需紅利和城鎮化紅利，越來越依賴政府轉型與改革的突破：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需要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在經濟生活領域堅持市場主導下有效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有限發揮市場的作用；社會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需要改變“大政府、小社會”局面，建立有活力的“大社會”，逐步走向社會公共治理。
1．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我國經濟起飛階段，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把社會資源有效集中在投資建設上，在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問題在于，這種經濟增長方式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首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重要途徑、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業項目為突出特點、以資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在帶來投資增長過快、投資～消費失衡、資源環境矛盾突出等問題的同時，還造成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服務的缺位。這就需要：（1）改變政府理念。是以公共服務為中心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改變政府理念的首要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的條件下，經濟建設的主體是企業、是社會，政府的主要職能是要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企業、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供重要保障。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形成、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體的條件下，政府以公共服務為中心是保證企業、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條件。長期把“經濟建設為中心”絕對化、片面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追求速度為突出特點的“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到了需要真正改變的時候了。（2）推進結構性改革。實踐證明，把以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改革的重點和關鍵，才能實現財稅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干部選拔機制改革以及其他政治體制改革的破題。例如：只有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建立公共財政制度，才能強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只有改變地方政府的“增長主義”傾向，才能建立起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有效激勵約束機制。（3）改變政府自身利益傾向。與“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直接相聯系的問題是現存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等政府自身利益。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如果不解決“增長主義”政府傾向，要使各級政府堅守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定位，使其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和諧社會建設中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是比較困難的。
2．以“放權、分權、限權”為重點優化行政權力結構。為什么這些年盡管政府職能轉變一再成為改革的重點，但是進程緩慢、成效甚微？重要原因之一是行政權力結構不合理。例如，一個綜合部委，既承擔宏觀層面決策與規劃的職責，又負責微觀層面的項目審批，還負責相關的市場監管。這樣的行政權力配置，既難以有效履行核心職能，又容易形成部門利益等扭曲行為。這就需要：（1）以增強市場和社會活力為目標實現政府放權。政府要向市場與社會放權，在更大程度和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激發社會活力的基礎上創新社會管理，由此實質性推進政府職能轉變。（2）以權力有效制約和協調為目標實現政府分權。在改變經濟總量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建立中央地方公共職責分工體制的同時，通過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和協調，建立行政范圍內的分權體制。（3）以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為目標實現政府限權。實現權力運行的公開化、規范化，有效約束政府自身利益。
3．盡快形成行政體制改革的行動計劃。（1）與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機結合，通過3年左右的時間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實現壟斷行業改革、資源要素價格改革的新突破，推動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2）與加快社會體制改革有機結合，通過3～5年的努力，把部分政府職能交給社會組織和社區自治組織，實現創新社會管理的新突破。（3）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目標相結合，未來3年左右，以服務業營業稅轉增值稅改革為起點，初步形成公共服務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關系，再通過5～8年的努力，建立規范的中央地方公共服務分工體制。（4）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相結合，通過3年左右的時間，全面推進政務公開、財政預算公開，加快推進官員財產公開、司法公開，并以行政范圍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為重點深化大部門制改革。
未來5～8年的轉型與改革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改革，既需要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協調；也需要地方層面的改革試驗，允許摸著石頭過河；更需要盡快成立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構，出臺中長期改革規劃，合理選擇改革的主攻方向和優先順序，創新改革的推進方式，有序有效地推進改革。
[遲福林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