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的轉型與改革：機遇、潛力、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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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教授近日撰文指出，我們說“改革是中國的最大紅利”，就在于抓住國內巨大需求潛力釋放的最大機遇、發掘人口城鎮化的最大潛力，直接取決于重大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的實質性突破。他提出：“改革與危機賽跑”不是危言聳聽，要盡快形成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形成以釋放國內需求支撐可持續增長的基本格局，以制度創新為重點破題人口城鎮化，以“放權、分權、限權”為重點盡快形成行政體制改革的行動計劃。
我們說“改革是中國的最大紅利”，就在于抓住國內巨大需求潛力釋放的最大機遇、發掘人口城鎮化的最大潛力，直接取決于重大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就是說，要以“最大的紅利”，抓住“最大的機遇”，釋放“最大的潛力”。當前，改革的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1）轉型與改革交織融合，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府轉型都直接依賴改革的突破。（2）改革面臨的利益矛盾更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調整；未來幾年的改革能否在調整利益關系、解決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進展，將牽動和影響發展穩定大局。（3）改革的時間和空間約束增強。“改革與危機賽跑”不是危言聳聽。面對復雜多變的內外發展環境，逼迫我們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動權，盡快形成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我國如果潛在的消費需求能夠得到比較充分釋放，就有條件支撐未來10年7%～8%的增長。這取決于消費主導轉型與改革的實際進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時間形成以釋放國內需求支撐可持續增長的基本格局。
分析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長的基本趨勢，需要客觀判斷國內市場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的增長趨勢。隨著我國由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新階段，城鄉居民物質文化需求的內涵、結構與規模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消費結構正在由生存型需求為主向發展型需求為主、由物質性消費為主向服務性消費為主的轉變。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我國未來5～10年消費潛力釋放與結構升級的空間巨大。初步測算表明，到2020年，城鄉居民名義消費總量規模有望達到45萬億元左右；加上消費潛力釋放創造的投資需求，2020年內需規模有可能接近百萬億元的級數。如果潛在的消費需求能夠得到比較充分釋放，就有條件支撐未來10年7%～8%的增長。能否抓住國內需求潛力釋放的重要戰略機遇，取決于消費主導轉型與改革的實際進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時間形成以釋放國內需求支撐可持續增長的基本格局。
1.以改革破題投資轉型，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未來5～10年的經濟增長，究竟是繼續高度依賴投資還是以擴大消費為主？我國尚處在轉型發展過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資率符合基本國情。問題在于，多年來投資率居高不下，投資規模增長過快，使投資消費-失衡成為經濟運行的突出問題。實踐證明，長期依賴投資驅動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沒有消費需求支撐和引導的投資，在保短期增長的同時，會給中長期的增長積累更多的結構性矛盾。適應消費需求釋放和消費需求結構變化的大趨勢，著力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重在以改革破題投資轉型。（1）改變投資結構。一是要加大公益性項目的投資。適應我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基本趨勢，要把投資的重點轉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領域。這既能釋放消費需求，又能拉動有效投資。二是要加大消費供給能力的投資。應當說，這方面的空間很大。以文化產業投資為例，適應廣大城鄉居民的文化需求，投資于有市場的文化產品，未來5年左右有可能使我國文化增加值占GDP比重實現倍增，即由目前的3%提高到6%左右。即使實現了這個目標，我國文化產業占GDP的比重，與日本、韓國等國相比，仍有2～3倍的差距。（2）優化投資來源。打破民營經濟進入壟斷行業的“玻璃門”，使社會資本成為投資的主要來源，以確保投資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當前，由于壟斷行業改革的滯后，社會資本難以進入公益性領域和壟斷性行業，已成為影響投資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重大問題。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已成為投資轉型與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