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懷：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新型城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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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懷 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
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把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和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這一表述，是繼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的又一次制度創新，國家的經濟結構、增長方式和生產力布局必然因此發生積極而重大的變化。
全面、準確、深刻理解新型城鎮化
怎樣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的要求？現在有一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解讀，其中最強烈的聲浪是大中城市又可以進入新一輪擴張期。在我看來，“積極穩妥”四個字正本清源，切中積弊，具有特別明確的針對性和導向性。“積極”就是要因勢利導，支持縣城和重點小城鎮優先發展，激活農民、農業和農村的根本優勢，把各種有利條件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穩妥”就是要趨利避害，限制4個直轄市、5個計劃單列市、27個省會城市和251個地級城市（三沙市屬特殊情況）的擴張沖動，從“三分管、七分建”轉為“七分管、三分建”，提升大中城市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
早在2000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就專門下發了《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就小城鎮建設提供了一種整體上的導向。在此后的中央歷次農村工作會議以及有關農村工作的九個“一號文件”中，也反復提出要搞好小城鎮建設。但必須指出，有相當一批大中城市不顧客觀條件，盲目攀比擴大規模，城市經濟的三次產業結構二產占大頭，二產中又以鋼鐵、石化和建材為代表的資源型產業占大頭，而且近年來重型化落后產能還在加劇。不解開這個扣，我國經濟就很難大步推進。嚴重性還在于，這些城市正在透支國家的承載能力，幾乎同時遭遇資源、交通、環境和就業等多方面困難，已經到了非反思不可的時候了。
在起草信陽市農村改革發展試驗區報告時，我發現農民愿意進城的很多，其中76％的人更愿意進縣城和重點小城鎮。因此，抓住小城鎮建設這個城鄉關節點，就抓住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方向。這是一個治國新思維，牽一發動全身，具有綱舉目張的戰略統攬作用。如果下決心建設一批縣城和重點小城鎮，至少可以就地吸納2.5~4億農業轉移人口；如果這些鎮的建成區面積以每平方公里投資1～2億元計算，每年就能帶動不少于1.5萬億元的關聯投資，增加兩億人的市場消費。這是一個大戰略，是一篇大文章，是一項大課題，關鍵要看能不能做到目標不轉移，矛盾不回避，精力不分散。
現在，很多行業的前景都取決于農村購買能力，農民的腰包鼓不起來，整個國家就會失去內需拉動力。但小城鎮建設又恰恰需求旺盛，帶動作用突出，具有長期的向好趨勢。引進一個品牌企業、一所知名學校、一家特色醫院，或者建設一個特色市場，就可以把小城鎮搞得有聲有色。作為一種投資行為，小城鎮的道路、橋梁和房屋建設能夠消化過剩產能，直接拉動水泥、鋼材、建筑、建材、裝潢、冶金和機電等行業；作為一種消費行為，小城鎮能夠引領現代生活，改變量入為出的傳統觀念，現代家具、電器、電話乃至汽車進入農民家庭，實實在在地促進農村消費上一個新臺階。
應當清醒地看到，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經濟政治格局復雜多變，美日歐等主要經濟體的市場需求下降，倒逼我國經濟增長的力量從國外轉向國內，從城市轉向農村。這是一個深刻的變化，各國都在應對自身的難題，尋求解決之道。我國必須把握好這個內部調整的歷史機遇，再也不可蹉跎耽誤了。能夠抓住機遇，機遇才有價值。切實用好機遇，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新型城鎮化放在各項決策的起點上，作出從上而下、以難帶易的頂層制度設計，綱舉目張地打破可持續發展的瓶頸約束，走上由內需主導的常態增長軌道，處變不驚地應對各種突發性國際風險和國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