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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頂層設計”，這意味著“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將發生非常重大的變化：一是在“十二五”時期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社會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等也將“多頭并舉、協調推進”；二是抓住戰略機遇期，從大國走向強國需要“頂層設計”；三是頂層設計意味著將對中國利益結構做出重大的戰略性調整，從“國富”走向“民富”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觸動根基才能有所改變。
自古“不能謀全局者不能謀一域，不足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改革必須“頂層設計”才能“綱舉目張”。“頂層設計”不是一個新名詞，它是系統科學中的哲學思想，就是用系統論的方法，以全局視角，對系統建設的各方面、各層次、各種要素進行統籌考慮，和諧各種關系，確定目標，選擇實現目標的具體路徑，制定正確的戰略和路徑，并適時調整，規避可能導致失敗的風險，提高效益降低成本。
中國經濟總量今非昔比，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已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再到2008年的7.3%。2009年全球GDP總量為57.937億美元，中國GDP為34.05萬億元，如折算成美元平均匯率，大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5-8.6%左右，2010年中國接近40萬億元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作為一個規模越來越大的經濟體系，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越來越復雜、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問題也越來越多，通脹問題、高房價問題、環境治理問題……如何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源頭上化解積弊，在重點領域取得突破，必須要有“頂層設計”。
首先，全方位改革需要“頂層設計”。“頂層設計”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摸著石頭過河”，而是自上而下的“系統謀劃”。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建設首先發力，但社會建設相對滯后，成為經濟攻堅的瓶頸。
社會建設不僅僅是社會福利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我們常提到的勞動就業體制、收入分配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可能只是社會建設的某些方面。社會建設還包括社會管理體制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會結構建設、社會利益關系協調機制建設等非常豐富的內容。應該說，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建設明顯滯后于經濟建設，而文化體制改革民主體制改革也出現了短板效應，不利于經濟改革的縱深推進，因此，多領域改革必須通過“頂層設計”，齊頭并進。
其次，強國崛起需要“頂層設計”。中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但不是一個金融大國。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全球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金融產品創造中心之間的背離也越來越嚴重，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工業大國而言，將本幣盯住一個越來越不穩定的信用貨幣而獲得長期的經濟金融穩定，這不但使本國的貨幣政策失去應有的獨立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壓力。中國工業與金融經濟發展失衡帶來的無可避免的一系列問題，全球“東升西降、南熱北冷”的格局注定中國將在較長時期內面臨資產膨脹和人民幣過快升值的風險。中國以怎樣的金融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來趨利避害，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與穩定，保護好人民幣資產等等問題確實是最為嚴峻的政策考驗。因此，中國應以解決內外經濟失衡為著眼點，在貨幣政策、匯率制度、“資本池”政策、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對策以及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實施“工業立國與金融立國并重”的長期戰略，做出整體謀劃。
此外，經濟危機催生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萌發，也是中國借機步入經濟轉型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是未來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但必須處理好“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國家戰略與區域規劃”、“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等等的關系，因此必須重視頂層設計，協調發展。
再次，根本化解深層次矛盾需要“頂層設計”。收入分配問題是中國經濟深層次矛盾的核心。事實上，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體現為國家財富的迅速積累，但國民財富的增長速度卻遠遠小于國家財富的增長速度，財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僅成為經濟結構失衡、內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鎖閉了中國經濟成長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由于這會觸及中國原有利益結構的重大調整，這也是國家為何提出要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的重要原因，因為無論是哪一個國家，財富的分配都是一次重大革命，而對于中國而言，這種改革更是觸及重重積弊，是一項復雜而艱難的系統工程。要將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視為有機整體，強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僅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和稅制的改革；不僅要要調整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加大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的政策力度，還要調整資本要素所得和勞動要素所得之間的比例關系；對于貧富分化日益加重的趨向，要 “增減并舉，激勵得當”，凡此種種都需借助“頂層設計”的力量自上而下的進行。
最后，體制攻堅階段需要“頂層設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本身是一場重大的改革，為了實現“十二五”開好局、起好步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必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快改革的進程，努力構建有利于轉變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和利益軌道，特別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等領域的改革，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增強國有經濟的競爭力，擴大非公有經濟的市場準入，所有體制性變革都需要“統籌協調、多頭并進”。（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