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曉光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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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扶貧
與絕大多數文化學者不同的是，康曉光是從現實事務中走出來的。這種歷練對于成就現在的康曉光顯然是很重要的。由于這里既有經歷，同時也涉及很多思想層面的內容，采用他本人的自述比較忠實——
1986年大學畢業來到沈陽農業大學，報道的第二天就參加扶貧去了……開始接觸貧困問題。1990年到了科學院，科學院跟廣西是對口幫扶，號召和鼓勵科技副職，我就報名去了。在廣西呆了一年……
回來以后，寫了那本《中國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這本書到目前為止，在農村貧困研究方面，應該說還是最好的。
當時中國的扶貧戰略一個是貧困地區的整體發展，一個是扶持當地的貧困人口。兩個目標始終是混在一起的，指向區域和指向貧困戶的目標不分開。扶貧政策是到縣的，錢到了縣里怎么用，上面就不管了，在中央看來，錢撥出去了，但實際貧困人口的受益連百分之十都到不了。我當時來來回回地跑，對于扶貧的運行，特別是知道了那些精英們，掌握權力的，掌握財富的人，如何利用各種各樣的借口，如何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把一切的好東西都揣到自己的腰包里，體會是很深的。所以，我們明確地提出三個轉變——由扶持貧困地區向貧困人口轉變，由以救濟為主向以開發為主轉變，由道義性扶貧向制度性扶貧轉變。其中特別強調扶貧到戶。始終喊這個口號，在會議上，電視上，媒體里，不遺余力地喊。
這段經歷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收獲是意識到做事之難！
現實中很多事情，人們之所以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識問題，很多時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盤根錯節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調整一個東西的時候，要觸動很多人的利益。特別是當你要觸動強者的利益的時候，那種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而扶貧恰恰是從強者那里拿到一些資源，把它交弱者。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起訴”道德墮落和制度失靈
康曉光有兩件事情，被遮蔽在日益高漲的國學和儒教話題背后。一件是扶貧工作，另一個就是他的一份“特殊的國情報告”。特別是后者，康曉光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獲得了廣泛的注意。事情得從2003年7月說起——
當時他正在忙著為一項“城市貧困問題”的實證研究撰寫總結報告，遠離京城的四川省成都市發生了一個社會事件：一個3歲的小女孩，只有一個單親媽媽，6月4日，媽媽把她鎖在家里，獨自出去了。后來，媽媽因在商場行竊被扣留，又因吸毒被強制戒毒。17天后，這個無人過問的女孩餓死在家中。這就是著名的“李思怡事件”。期間，她的媽媽曾多次提出家中有3歲的女兒，要求安頓好再接受戒毒；也曾跪地哭求警察；在押解去戒毒所的路上，她用頭猛撞警車車門。但這一切都沒能改變李思怡的命運。辦案警察沒有按規定給她們家、單位和居住地派出所送達《強制戒毒通知書》，知情的住地派出所沒有采取行動。
這個家里一貧如洗，李思怡甚至沒留下一張照片，陪伴她的只有一個已經褪色的絨熊玩具。
康曉光關注了3個月后，再也坐不住了。11月10日，他只身來到成都。
一個月后，一本驚世駭俗的專著——《起訴》，印出來了。
他把他原定的研究報告方案推翻了，這本書接續了那個貧困研究課題，重點放在追問道德義務和制度失靈。
“你在一個酒足飯飽的幸福時代，活活餓死了！”康曉光提醒讀者，他沒有遵循冷冰冰的學術規則，使用了憤怒的詩性的語言。
“沒有人幸免于罪，我們就是李思怡的地獄！” 康曉光寫道。他以這本書在政治、經濟、社會、法律、道德等層面為李思怡案“起訴”，并透過李思怡的悲劇檢索當前社會弱者的生存狀態，提出了“我們共同的責任”。
這部書稿在“考驗了中國出版界的良心”之后，終以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國情報告特刊”的名義，由康曉光自費印刷了3000冊。
康曉光說，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沒有想太多，但后來回味的時候，覺得非常值得，對他的一生都很重要。他甚至說，別看我做了多少事情，寫了多少書，我一輩子有這一件事情都心平氣和了。
康曉光分析道：“對于弱者的救扶，制度也有，機構也有，人員也有，經費也有，但是，當人們真正需要的時候，像李思怡這樣的人需要的時候，一個都沒用。最關鍵的是人沒人味兒。整個道德倫理全都把窮人拋在社會之外。我認為這也是二十多年改革以后，到今天的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不僅僅是李思怡個人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最后，康曉光聯系到了儒家思想。他說，“李思怡正好跟我女兒一般大。這個對我的刺激特別特別大。我看到我女兒就要想起李思怡，想到李思怡悲慘而短暫的一生，我就心如刀絞。這件事情使我對儒家的理解加深了不少。我真正體會到同情心，一種完全非功利的東西，體會到什么叫推已及人，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本身是認為人有親疏遠近的，但它并不是說，人就只關心自己親近的人。所謂‘忠恕之道’嘛，‘忠’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嘛，‘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通過這個達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內皆兄弟’，把仁愛普及到整個社會，最終達到一種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