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圍城憂思錄：垃圾處置設施四處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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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垃圾處置設施四處碰壁
這是一組令人尷尬的數據:當各級地方政府總能克服各種困難完成主要經濟指標之時,與垃圾處理有關的目標卻往往落空。
早在2007年,杭州就曾提出到2011年主城區垃圾焚燒率達到50%以上,但實際情況是從2007年到2011年,主城區的垃圾焚燒處理率僅從32.19%提升到35.83%,一年提升的指數不到一個百分點。
在更早之前的2000年,當時的建設部就曾確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廣州、深圳、廈門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但13年過后大家發現,當年的試點如今還在試點,垃圾分類的進展步伐堪稱“比蝸牛還慢”。
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置進展的緩慢,加劇了垃圾圍城的緊張局面。北京現有垃圾處理設施的設計總處理能力約為日均1.03萬噸,每天缺口達8000余噸。除了北神樹,北京其他的大型垃圾處理設施也都處于超負荷運行狀態。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由于垃圾填埋會造成占地多、污染重、危害大、處置周期長等各種問題,因此,當前國內各大城市紛紛將垃圾處置的重點改為發展垃圾焚燒廠和餐廚垃圾生化處理廠。
在廣州,從2013年底到2014年上半年有五大垃圾焚燒項目密集開工,以實現到2017年原生垃圾“零填埋”目標。在上海,隨著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期和郊區一系列垃圾焚燒廠的運行投產,到“十二五”末垃圾無害化處理將由填埋為主轉變為以焚燒為主。
減量化是垃圾焚燒廠最為立竿見影的效果。北京市朝陽循環經濟產業園管理中心書記郭團會告訴記者,在2008年焚燒廠運營之前,每天這里要填3000噸原生垃圾,而通過垃圾焚燒,這里每天只要填埋100多噸焚燒過的爐渣。
減少垃圾滲濾液的二次污染,以及垃圾焚燒發電后帶來的經濟效益,也是各大城市紛紛選擇垃圾焚燒的重要原因。
但各地發展垃圾焚燒的雄心能否實現,仍然是一個未知數。在垃圾焚燒廠紛紛上馬的同時,由此產生的爭論、糾紛甚至沖突,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有的甚至演化成為群體性事件。
數年前曾規劃興建5個垃圾焚燒廠的北京,就因為阿蘇衛項目遭到周邊居民強烈抵制,至今只建成了一座垃圾焚燒廠。
在廣州,盡管李坑垃圾焚燒廠的排放標準已達到歐盟水平,但駐廠的村民監督辦公室副組長范燕芬和周圍村民仍然不滿意?！懊客?2點上百輛垃圾車排隊進廠卸料時,老百姓根本不敢開窗?！?/p>
如果說居民抵制垃圾焚燒廠的主要原因是擔心二噁英,那么惡臭則是許多民眾抵制另一種垃圾處置設施——餐廚垃圾生化處理廠的主要原因。
2013年夏天,一則關于“上海垃圾處理廠臭氣熏天,江蘇群眾屢次交涉無果”的消息在網上引發關注。受到抱怨的,正是采取堆肥發酵工藝、處理餐廚垃圾的國清垃圾廠。
江蘇省昆山市千燈鎮新涇村村民王志艷說,村子離垃圾廠就一河之隔,雖沒有如網文中所說“吃蒼蠅拌飯”那么夸張,但碰到刮東南風或夏季高溫時,味道確實特別大,令人作嘔。
為了緩解周邊居民的情緒,在當地政府的要求和監管下,國清垃圾廠已采取減量處理的整改措施,目前日處理垃圾由2012年的700噸/天減少到459噸/天,同時還落實了600多萬元資金,從“水、氣、渣”三方面進行整改。
一個個為解決民生后顧之憂而建的垃圾焚燒廠、垃圾生化處理廠,卻在各地普遍遭遇尷尬。在建設資金逐漸充實、技術手段日益成熟的今天,人人都離不開、但人人都不想要的“鄰避效應”,已經成為破解當前垃圾圍城困局的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