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區西田陽垃圾衛生填埋場，拾荒者在“垃圾山”上撿拾垃圾。
北京市通州區西田陽垃圾衛生填埋場，拾荒者從推土機的輪子邊上“搶”出沒被壓壞的垃圾。
2009年11月29日，北京。
清晨的西田陽垃圾衛生填埋場大霧彌漫。寒冷的夜色中，前一天殘存的垃圾躺在稀軟的黑泥里，散發著臭氣，表面卻覆蓋著一層潔白的霜花。一輛大卡車緩緩駛入，停在了填埋場旁邊狹窄的土坡上。卡車的后斗上，30歲的譙桂芳和十幾個四川同鄉坐在一起。他們穿著橘紅色的馬甲，戴著同樣顏色的帽子，乍一看，與普通的環衛工人別無二致。
事實上，這批訪客是城市拾荒者。正當垃圾焚燒成為中國公共環境的熱門話題時，垃圾處理的另一條出路——垃圾分類的部分承擔者拾荒族，卻寄居在城市的角落，幾乎不被人注意。
據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統計，北京大約有17萬拾荒者，如果把統計的范圍擴大到全國660多個城市，這個數字將達到230萬。與之形成對比的另一組數字是，北京每年產生垃圾700萬噸，幾乎能夠堆出兩座半景山，而全國城市的垃圾總量更是高達1.25億噸。
有人贊揚他們的貢獻，因為他們將大量的垃圾“變廢為寶”；也有人憂慮他們的存在，擔心他們影響城市的安全衛生，或者影響垃圾回收的產業鏈。
譙桂芳可聽不懂這些。這位來自四川巴中的女人只知道，在北京撿垃圾能養活自己的父母和兩個孩子。只是現在，這份工作越來越難做了。
“沒有我們，這些垃圾就直接被埋掉了”
就在譙桂芳到來不久，另一輛印著“通州環衛局”的藍色卡車開了進來。只見它后斗翻起，各種垃圾傾瀉而出，在填埋場的地面上堆起了一座小山。譙桂芳等人手腳利索地爬了上去，撥開沒用的廢品，把能賣錢的瓶瓶罐罐丟進自己背后的小筐子里。
撿了不到半個小時，農夫山泉的礦泉水瓶子、包裝鍋巴的塑料袋，還有一只臟兮兮的白色球鞋等垃圾就裝滿了譙桂芳身后的小筐子。“公司拿四，工人拿六。我們拿大頭。”譙桂芳這樣計算這些垃圾價值。
相比街頭“撿破爛兒的”，譙桂芳算是職業的“正規軍”。她是“北京市茂洲學瓊物資回收有限責任公司”的正式雇員。兩年前，她和丈夫張林通過同鄉的介紹，來北京撿垃圾“掙錢”。
“當時，杜老板的老婆跟我是街坊”，張林說，“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在北京撿垃圾掙了大錢。”
張林口中的“杜老板”是公司經理杜茂洲。20年前，杜茂洲來到北京，原本是想淘金，后來卻在垃圾場成了一名拾荒者。結果，在這個被稱為“肥活兒”的行當里，他撿到了收音機、手表、項鏈……
杜茂洲最為津津樂道的，是這一年他“親眼見到”，一位一起撿拾的同鄉撿到了兩塊亞運會金牌。那個時候他堅信撿垃圾是“世界上最好的職業”。
后來，杜茂洲不再滿足于“撿”。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雇了一群工人，并且把工人們分成7個小組，分別負責金屬、塑料、玻璃、布匹、紙類包裝、鞋底膠皮等不同類別的垃圾。
當時，杜茂洲的最高紀錄是一年撿了三四千噸垃圾。他總結了不少經驗：每逢國家修路，就能撿到很多鋼管和橡膠；夏天的飲料瓶子會特別多；逢年過節，工人們更是能撿到許多包裝精美的食物、禮品。
1999年，北京市對5個城區的垃圾樓進行試點，允許拾荒者進入，進行分類回收。杜茂洲馬上花了6萬塊錢，承包下了崇文區的23個垃圾樓。
一年后，建設部確定了全國8個垃圾分類試點城市，北京榜上有名。北京市政府對外承諾垃圾分類率達到50%，但這僅指50%的小區設有垃圾分類收集箱。
“北京市的垃圾分類之所以進行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后續分選的設施不到位。”一位大型固廢轉運站站長分析道。據他說，目前北京市具備粗分選能力的垃圾轉運站只有兩座，日處理能力在3000噸左右。其余1.5萬噸垃圾都未加分選，直接進了填埋場。
“沒有我們，那些垃圾就直接被埋掉了。但承包之后，我們不僅給環衛局交了錢，公司自己每年還能掙8萬塊。”杜茂洲說。后來，他又承包了周圍的垃圾填埋場，包括用4萬塊承包下來的“西田陽填埋場”。
對于譙桂芳、張林夫婦而言，這里掙的錢已經讓老家的人“無法想象”了。現在，夫妻倆每人每月都能掙兩三千塊錢，他們還剛剛在巴中市頂山鎮買了套三室兩廳的商品房，把父母和兩個孩子從鄉下接了出來。
王維平評價，除了增加個人收入，這些拾荒者的工作還產生了巨大的“環境效益和資源效益”。
“每年，拾荒者能夠處理掉1／3的生活垃圾。”他拿出計算器，按了幾下，“每處理一噸垃圾，政府就要投入272元，因此，拾荒者不僅能夠大大減少垃圾的數量，回收廢品節省自然資源，而且每年還能為北京市節省7個億的財政支出。”
王維平說，北京市的垃圾回收利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不過，這“不是政府的功勞，而是拾荒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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