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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國的博士生問題已經日漸引起嚴重關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主任陳洪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三年前開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就著手進行全國博士生的調查，調查結果將集結成書，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禮的調查選樣千人，集中于兩所學校。而陳洪捷領銜的調查，則是一個全樣本的調查，“所有培養博士的單位全都包括進去了，問卷發了3萬多份。”
據陳洪捷介紹，在國外，有教授頭銜的就可以擔任博士生導師，而中國并非如此。中國的博導需要從教授中遴選出來，遴選責任部門包括教育部的學位辦公室、各地的學位委員會，以及高校里專門的學術委員會。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導則成了“老板”。
周光禮的調查報告稱，有的導師把博士生當做廉價的高級勞動力。60%的學生認為，他們承擔了導師課題一半以上的任務。有些導師100%的橫向課題由學生完成。
坊間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老板’帶的學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導師與研究生之間變成雇傭關系、勞資關系，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只不過，‘勞資’雙方沒有簽訂勞動契約，‘勞’方只有勞動的義務，卻沒有索要報酬的權利。”
而事實上，中國的博導制度又不是純粹意義的上“老板制”。
周光禮的報告指出，中國博士培養制度的矛盾，其實正是“導師制”與“老板制”的沖突。
所謂的導師制(或稱師徒制)源于歐洲，以科研和撰寫論文為主要任務，實行導師個人負責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國，強調課程學習、實行嚴格的資格考試，實行導師小組負責制。
“從國際上對博士培養制度的總體研究來看，主流看法認為歐洲的導師制需要改革。師徒制最大的問題是，一個老師就算再有能耐，但個人的知識和視野畢竟有限。而美國倡導的老板制，是一種導師集體負責制，可以兼收各家長處，創新、機會、潛力會大得多，因此美國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陳洪捷說。
老板制能夠利用市場有效配置大學科研資源。周光禮認為，老板制的形成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經費以競爭的方式發放，并在研究經費中把用于研究生培養的費用計算在內，在科研中實現“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導師掌握的研究經費決定，教師掌握的研究經費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過這樣的市場機制，老板制有利于實現大學人力資源和科研經費的優化配置。
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的頂級大學是在美國，即可以證明美國博導制度的優越性。
在中國，博士生培養制度曾經經歷多次的反復——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隨后學習德國模式。20世紀30年代，中國建立了美式博士培養制度。到了20世紀50年代，又開始全面學蘇聯，建立起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高度集權的高等教育體制，實際上又回到了歐洲的導師制。而到了文革期間，這種制度很快又煙消云散了。
改革開放后，中國恢復了導師制。但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種體制越來越不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于是，改革的目標又轉向北美的老板制。當下中國的博導制度，正是處在第二個循環當中。
但是，在朝著“老板制”轉向的過程中，中國的博導制又帶有明顯的“師徒制”色彩。“雖然一個博士生上面除了設有導師以外，還有很多由一兩個博導組成的指導小組，但所謂的指導小組只是名義上的，真正操作起來往往還是以一個導師為主。” 陳洪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