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
網友Isaiah在網上發表6篇題為《朱學勤：學術界的又一個 “汪暉”？》的文章，通過比對指出，上海大學教授、知名學者朱學勤1992年的博士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存在抄襲嫌疑，并聲明“不是為了打倒誰，寫文章是為了說時代和學術規范的變遷問題。”該文隨即在一些學術網站被轉載，并經媒體報道后變成公眾議論的話題。
7月13日，朱學勤向上海大學和復旦大學遞交啟動學術調查程序的申請。
當晚，朱學勤教授就此事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希望面對的是學術機構的調查”
記者：抄襲指控給你帶來多大的困擾和影響？從一開始你就說不會沉默不語，為什么會選擇這種態度，而且主動申請啟動學術調查？
朱學勤：從來沒有被媒體這樣密集轟炸，形成很大的沖擊波。我希望能以冷靜平和的方式證明自己的清白，不想被媒體炒作或網絡意見左右，形成混戰。
學術規范問題應由權威學術機構甄別，而不能由網絡、大眾媒體做判斷。我希望自己面對的是學術機構的調查。
學術抄襲事件近年來之所以愈演愈烈，在我看來，不少與當事人及權威學術機構沒有及時采取適當手段作出公開回應有關。許多高校、學術機構都已建立了學術委員會，調查學術規范問題、懲處“學奸”、維護教師及學校聲譽、保持學術環境和學術尊嚴，正是這些機構的職責承擔。我被指控，起于網絡、傳媒，但很想試一試，能否從傳媒走向學術？雖“原告缺席”，作為“被告”，我希望走向學術“法庭”，要求“開庭審判”。維護學術尊嚴，應該是做，而不是說。
現在復旦大學將啟動學術調查，我只需配合調查，隨叫隨到，平心靜氣地等待他們做出仲裁。
“我做好了各種心理準備”
記者：通常，大學學術委員會都是接到對學術違規的實名舉報材料，才會受理調查。受指控者主動找上門要求接受調查、“還我清白”的案例極少。我們維護學術研究風氣的制度是否應該進一步強化，比如不需要實名舉報或當事人申請，還可以有學術機構發起的“公訴”機制？
朱學勤：復旦大學學術規范委員會成立于2005年，我是第一個主動提出調查申請的當事人。遞交申請報告、提供有關資料，實際上是替檢舉方完成的規范舉報程序。我愿意“以身試法”，點把火燒一燒自己，期望這樣的做法有利于維護在大眾心目中已搖搖欲墜的學術尊嚴。
近幾年，國內很多高校相繼建立學術委員會，教育部還成立了高校學風建設委員會，受理直屬高校的學風問題舉報并組織對重大學風問題進行調查核實，提出處理建議，對學術道德和學風建設問題不可謂不重視。如此高規格的學術問題監督和糾錯機構，在國外也并不多見。據我所知，美國高校、科研機構的學術規范監督和懲戒系統具有高度自治，通常也需要有舉報，再由學術委員會匿名調查操作。嚴格的學術規范與懲戒系統，與教授們所能享受的社會尊重相對等，是人人必須遵守的游戲規則。
記者：主動要求接受學術調查，是因為對自己的博士論文在學術規范方面十分自信嗎？是否想過，調查也完全可能得出“抄襲”結論？
朱學勤：當然自信。我做了自檢，發現Isaiah的指控并無根據。對很多只看過該文及媒體報道跟著起哄的人，我的建議是：讀書吧。在學術問題上，大眾傳媒應該更多關注當事人和批評者雙方的行為反應方式、仲裁機構運行方式等，而不是對學術問題本身充任審判官。
既然將問題交由學術機構調查仲裁，當然也會做好另一種心理準備。一旦出現不利于我的結論，坦然接受。用不著母校通知，自動交出當年得來不易的博士學位證書，把它留在母校校史室里，警戒后人。隨后，上海大學會重新考量我的教授、博導頭銜，因為它們是依據我的博士學位才獲得的職業資格。國內至今很少有因為學術規范問題受懲戒而自動辭職者，自尊心會驅使我做這樣的選擇，我受不了同行尤其是學生印在我背脊的白眼，留在這里“混”。
“從我開始，為學術界積累一個案例”
記者：有人擔心，在現有社會環境下，不論是母校還是工作單位，對自己的學生、有學術知名度的教師提起學術調查，能否做到公正？
朱學勤：學術機構調查確實會存在某些弊端。但相比之下，它還是我們最好的選擇，必須尊重。身為上海大學學術委員會成員，此前我只參與過原則問題的討論，沒有參與過具體案例的甄別。但把問題交給了仲裁者后，我心里很輕松。我只要配合調查，靜心等待結論。
記者：近30年來，我國學術界在論文引文、注釋等規范方面經歷了從模糊到嚴格、從粗疏到細致的過程。以今天的標準回溯當年的論文成果，或許會有“抄襲”、“剽竊”的痕跡？
朱學勤：形式上看，現在學術界對于引文、格式、核心期刊、知識產權等等的確比以前更重視更詳細。但在學術研究的精神實質、對學術的敬畏及學風方面，我更懷念和敬重上世紀80年代，那是人們求知、求真的熱情井噴式爆發。學術風氣是不可能與社會風氣脫節，孤立存在的。90年代之后，學術披上了華美的衣衫，沒魂了，失魂落魄。
記者：連續出現知名學者、名人抄襲或造假事件，有人說是“學派之爭”，你怎么看？
朱學勤：被指控“剽竊、抄襲”，當然要反駁。但要面對“原告”指出的基本事實說話，而不是離開事實，放縱文學想象。并不是“陰謀論”需要勇氣，恰恰相反，樸素地接受這個世界是樸素的，好事、壞事都可能是樸素地發生的，堅持這樣的思維，才需要勇氣。
學術界經常說西方學術規范如何嚴格，如果遇到類似事件，真能學會按照學術規則和程序來處置，而不是一味抱怨風氣、指責他人，那我們就收獲了一個有利于學術發展的健康案例。如同英美法系采用的判案體制，靠的就是一件件案例的示范累積。在端正學術風氣、恢復學術生活的社會尊嚴這件事上，靠自上而下的強制、號召、命令或自下而上的“革命”，作用都不大。
我剛聽過一句德國諺語：“站在哪里就從哪里挖下去”，它始于德國民間對當年法西斯主義的自我反思。既然我“被”卷入了抄襲風波，我應該從自己站著的地方開始，為學術界積累一個案例。即使個人失敗，這個案例不會失敗。如果因此而站立，那么我個人也值了。
本報記者 姜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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