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功利就擺在眼前，學生要就業，老師也有職稱和收入的壓力，如何解決這些矛盾？
楊：現在我們學術至上的精神堅持得不夠。再看看當年西南聯大，那時學者也有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啊，但當時為什么就能培養出很多優秀人才？所以說，現在缺的是精神。
作為教育來講，就業是一個結果，但不能把就業作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業不是一個學校能包攬的，就業和社會經濟發展情況有關系。經濟不好了，崗位就少，就業可能就有問題。就業還和學生自己的選擇有關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們有一個科學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構，就業也會得到改善。
當精神虛脫后，大學就開始過分地趕時髦，成為服務站。
大學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傳統。世界一流的大學表面上看起來都顯得很保守，劍橋、牛津、耶魯都是以保守著稱的。
所以，大學教育不能純粹為了就業。學校教得好不好，學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會經濟情況如何，企業的用人理念，學生的選擇和就業觀念……一系列的因素決定了就業的情況。社會上現在有種不良傾向，把就業都怪罪于學校，這是不對的，學校只是負責各環節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農民，今年大蒜好賣就種大蒜。
我反對現在大學從邊緣移向中心的觀點。大學不是邊緣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
中國不出大師是因為缺少為學術而學術的人
記：您認為理想的大學的使命是什么？
楊：現在學術也被異化了，學術直接成為了贏利手段。有一個表現就是辦些低層次的班。應該有一批人為了學術而學術，但現在這樣的人很少。如果大學里的教師也沒有這樣的人，就有問題了。知識分子的特點，應該是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所以說，學術是有使命的，每一個從事學科基礎研究的人都是在為這個學科的發展盡自己的力量。所謂的“錢學森之問”，不出大師，實際上就是缺少為學術而學術的人。
社會責任是大學存在的相當重要的價值。當社會出現失范的時候，大學的學者應當站出來，寫文章說話，發警世之言，告訴你為什么會這樣，解決之道在哪里。大學的學者不應做破壞性的講話，而是做建設性的講話。
當社會出現各種問題，國家處在轉型時期時，學者們應當研究清楚，我們該往哪里走。中國歷史上，包括“五四”、“兩彈一星”，都是學者在關鍵時刻作的貢獻。我們的肩上承擔著民族文化的積淀、傳承和發展，對世界優秀文化吸收的責任。只有大學有如此綜合的功能。大學如果有所失范的話，那么對國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所以我真誠希望所有大學的領導，包括國家的領導人看到這一點，否則過分功利化的傾向會把大學引向歧途。
當前來講，回歸和堅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學應該擔負的使命，回到大學應有的狀態。大學擔負著培養一代代精英的責任，像北大、清華、復旦這些學校培養的人以后的素養怎么樣，決定著國家的走向。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這批人的素養甚至決定著世界的安寧。所以二戰之前，英國的哲學家羅素表示擔心，發現德國、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別危險，果然這代人出來以后世界不能安寧。
記：回歸到大學應該擔負的使命，有什么具體的做法？
楊：首先要廢除荒唐地對一個人、一個學校進行評價所謂的定量指標，比如SCI。哈佛大學羅爾斯教授，15年不發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義論》，現在這本書成為了經典著作。但他講課非常認真，當他講完一學期的課后向大家告別，學生們不約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經離開教室很遠，學生還在鼓掌，為他的學術精神而鼓掌。有在場的中國學生問，你們要鼓到什么時候？他們回答，要這個教授在很遠的地方仍然能聽到掌聲。
我們有沒有這種精神？我們的這種評價指標就有點像改革開放初期分房子一樣，算分，一篇SCI多少分，這樣的評價怎么能培養出真正的學術大家來？復旦正嘗試用更科學的評價方法，比如，一個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國際專家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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