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住在北京市海淀區唐家嶺地區的湖南籍打工者王魏(化名)執意不同意記者到他家里采訪，理由是“太亂了”。
從外地一所大學畢業后，王魏和她的女朋友已經在唐家嶺生活了兩年，如今兩人的月收入加起來都不到4000元，因此他們選擇了在唐家嶺租住，每個月房租只要500元。
盡管生活壓力比較大，但王魏絲毫沒有要離開北京的意思。
在今天發布的2010年就業藍皮書———《201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中，像王魏這樣的新一代就業弱勢人群，被稱為“低收入漂族”。藍皮書的主編王伯慶博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對于低收入漂族的調查分析是2010年就業藍皮書的亮點之一。
對于今年全國“兩會”前后被熱炒的“蟻族”，王伯慶認為，“漂族”與“蟻族”沒有實質上的區別，“他們就業的地方不是家庭所在地，也許還不是大學所在地，這就是媒體所稱的蟻居或者是弱勢就業大學生”。
《法制日報》記者發現，與過去提到的下崗職工或者殘疾人不同，主要由大學生組成的新一代就業弱勢人群，已經成為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得到重視的問題。
“漂族”多來自于農民工家庭
隨著唐家嶺拆遷工作的逐步推進，王魏正在選擇下一個棲息地，他將目光投向了南五環外的某個村莊。
唐家嶺，這個北京周邊不起眼的村莊，由于緊鄰上地高新產業園區，在過去的數年間已經涌入了數萬人居住。王魏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其中大部分都是剛畢業的大學生。
在就業藍皮書中，對2009屆大學畢業生中的就業弱勢人群是這樣分析的：
與全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平均分布對比，低收入就業漂族有超出5個百分點、總共55%的比例集中于直轄市和副省級城市，其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最多。
2009屆大學畢業生中，低收入就業全漂族畢業半年后的月薪為1240元、低收入就業半漂族為1129元，這個水平只相當于同屆畢業生全國平均月薪2129元的一半；從畢業半年內的離職率來看，低收入就業全漂族為46%、低收入就業半漂族為51%，明顯高于38%的全國平均水平；從專業對口率來看，低收入就業全漂族為55%、低收入就業半漂族為58%，略低于62%的全國平均水平。低收入就業漂族比較多地集中在銷售類職業，較高比例受雇于民營企業和小企業。
從家庭背景來看，低收入就業漂族的大學畢業生更多來源于農民與農民工的家庭。2009屆大學畢業生中，漂族較多地來自經濟不發達地區，其中低收入就業漂族的家鄉基本位于地級及以下城市或農村。
王伯慶在解讀上述數據時說，漂族有全漂和半漂之分。“比如我的家鄉在四川，在四川的高校就讀，畢業后到北京來工作，我就叫全漂；如果我的家鄉在四川，是在北京的高校上學，畢業后仍在北京就業，就叫半漂。大家看看，低收入的就業全漂族的月工資是1129元，而全部的大學生畢業生平均薪資是2129元。換句話說，這批大學生就業弱勢人群，就業水平比較差，薪資相當于大學生的40%多一點兒”。
《法制日報》記者發現，“漂族”與“蟻族”有諸多共性。《蟻族》一書的作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廉思認為，之所以稱其為“蟻族”，“這是因為他們與螞蟻有著許多相似的特點：高智、弱小、群居。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的還畢業于重點大學，擁有較高的智商和知識水平；他們又是像農民工一樣的困難群體，游離在城市邊緣，過著比較艱苦的生活”。
廉思的調查結果顯示，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等高校云集的大中城市存在大量“蟻族”，主要分布在城鄉接合部，全國“蟻族”大約在百萬人以上。
在唐家嶺采訪時，記者了解到，“蟻族”多數從事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平均月工資不到2000元，多數沒有社會保險和勞動合同，有的甚至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
從“蟻族”的這些特點來看，他們就是低收入就業漂族。
就業難導致“漂族”大量產生
對于“漂族”或者“蟻族”產生的原因，王伯慶在書中并沒有作出詳細說明，但他仍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就大學生來說，“我們做過一些案例分析，有不少大學生不要家鄉一套房，而要北京一張床。有一個例子，我們曾經采訪過電子科技大學的一名應屆畢業生，他找到兩份有意向的工作，一個是在深圳，月薪是5000元；另一家是在成都，月薪也是5000元。雖然成都和深圳的物價是不具可比性的，但他還是選擇了深圳。原因很簡單，因為成都那家公司做的是二流水平，對職業發展不利。因為職業發展的原因，漂族選擇了更高層次級別，他們在走出自己的蝸居后，看到了不同的文化，這超過了在他們的家鄉———某個地級市的精彩”。
一位在唐家嶺生活了多年的資深“蟻族”也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目前公開報道的“蟻族”資料和實錄有片面渲染悲情色彩之嫌，過于強調“蟻族”生存狀況的艱辛，還有很多媒體是選取了“蟻族”中生存狀態最差的那一批人并將其放大到聚光燈下。
“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之所以選擇在北京當‘蟻族’，是因為我們覺得這里提供給年輕人的機會多。盡管現在苦一點，但將來會有更好的發展，我們選擇這里也是自我奮斗的體現。”這位資深蟻族說。
魯東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李伯楓認為，目前，大學生就業弱勢人群主要集中在以下幾種類型：生理弱勢的大學生，主要是指相貌平平或者存在生理缺陷的學生群體；經濟弱勢的大學生，主要是指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生活困難的學生群體，包括特困生和貧困生；冷門專業的大學生，主要指專業過于冷門、市場需求量少的學生群體；學校名氣不高的大學生，主要指受到學校名氣影響而產生就業難的學生群體；女大學生，主要指用人單位性別歧視造成就業難的女性學生群體。
而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袁本濤則認為，“漂族”大有向研究生發展之勢。
“每年畢業的研究生有好幾十萬，實際上很多研究生也無法就業，也成為‘漂族’的一員。最近我想招一個博士后，招聘廣告發出去沒兩天，就有一個博士來找我，實際上他是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所以研究生的就業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只是還沒有像我們的高職高專和本科生那么嚴重。”袁本濤說。
《法制日報》記者發現，“漂族”或“蟻族”的大量產生，與近年來就業形勢的惡化關系密切。
北京就業促進會會長任占忠說，當前的就業形勢是，從過去用人單位掉著眼淚要不著人，到現在學生掉著眼淚找不到工作。就業市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就是這30年來的現實情況，所以說畢業生也由過去不用發愁包分配，變成了現在的“給了你自由，同時也讓你失去了工作的自由”。
“當前畢業生的就業，我們所面臨的是就業壓力加大，而今后的就業壓力還將長期存在下去。為什么？因為畢業生人數一旦達到了690萬，就不可能降到500萬、400萬、300萬，我們在2001年只有114萬應屆畢業生，10年的時間增長到了630萬，這個數字不可能再回去。按照現在的規劃，到2020年，應屆畢業生人數還將再增長一二百萬，所以我們的就業壓力將長期存在。”任占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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