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胡雪琴 | 北京報道
3月4日，當記者來到北京21世紀飯店參加全國政協教育組的分組討論會時看到，會場內，有委員慷慨陳詞，有委員要即興發言；會場外，有委員在過道內被各路媒體圍堵。
無論是學生減負、應試教育還是教育公平、高考制度改革，抑或是高校的去行政化……哪一條都可以讓委員們滔滔不絕。
對于這些話題，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前副部長趙沁平又會怎么看呢？在會議的間隙，《中國經濟周刊》專訪了趙沁平。
取消高考不可行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中國的高考制度需要改革嗎？我們是否考慮過取消高考制度？
趙沁平：坦率地說，高考制度改革勢在必行，但怎么改有待深入探討，必須要慎重從事，必須考慮我國的國情、社會發展階段和國民的承受、認可程度，容不得半點草率。籠統地講“取消高考制度”，我認為并不可行。我國不是沒有過取消高考的先例，結果證明怎么樣呢？
自從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來，教育培養了那么多人才，為我國改革開放30年偉大事業提供了人才支持，我們不能對高考制度全盤否定。如果你在網上發個帖子，宣布取消高考，我想可能會遭到80%的網友反對。
公共考試(在國外是社會機構組織的社會考試，我國是政府組織的統一考試)的出現，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一種進步。其作用有三，一是保證基本的公平性，二是具有交流和共享性，三是降低全社會高考招生的成本，包括考生的開銷。
目前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還相當大，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實現高等教育公平，首先要確保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公平，再就是選拔過程的公平合理。
目前的高考制度存在一些問題，但仍然是現階段相對公平的一種方式，如果取消，會導致更嚴重的、新的教育不公平。問題在于選拔標準太單一，只看高考成績。
高考并沒有“一考定終身”
《中國經濟周刊》：那您怎么看中國高考制度的“一考定終身”？
趙沁平：我不太能理解“一考定終身”的說法。就拿一個高考學生來說，如果今年考得不好，可以明年再考；明年沒錄取，后年還可以再考，并沒有“一考定終身”。
《中國經濟周刊》：美國的高考制度設計會讓學生多考幾次，取最高值。您不認為這種設計比中國的一次考試要合理得多嗎？
趙沁平：這其實也是我們要考慮改革的方向之一。在這方面，國外的一些機制辦法可以借鑒，我們自己的歷史經驗和已進行的試點情況可以總結，穩步推進。
《中國經濟周刊》：那您怎么看美國高考制度中的綜合評價機制，除了考試成績外，還有其他因素的權重呢？
趙沁平：突破高考成績單一評價，采用多元評價。比如像美國大學錄取學生時，不同類型的大學采用不同的社會考試成績，此外還參考中學成績，參考中學校長、學校校友推薦，有的還可面試等等，這在美國是被社會普遍接受的通行做法，是我們今后改革可以借鑒的。
再過10年、20年會得諾獎的
《中國經濟周刊》：您不認為美國的高考制度比中國的更為合理嗎？
趙沁平：大家都愿拿美國的教育制度與我們相比。的確，美國的教育制度在許多方面值得我們研究、借鑒，而且我們有不少教育制度、措施是借鑒了美國的，比如我國的學位制度、博士后制度等。
但是教育發展是與社會發展階段密切相關的，是與民族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有些教育制度在美國合適，但搬到我國就行不通，或者起碼現在行不通。比如，美國大學經費中校友捐贈占相當比例，我國大學則微乎其微。
教育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與經濟發展不一樣。我國經濟建設可以30年走過發達國家100年的經濟發展道路，但如果追求30年教育成就、30年大學建設走過人家100年的道路，在某些方面就會發生問題。百年樹人，教育需要嚴謹、需要循序漸進，教育不宜“跨越式”發展。
《中國經濟周刊》：去年，錢學森之問“為什么中國培養不出創新性人才”引起國人深思；迄今為止，中國內地還沒有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您怎么看待這些問題？
趙沁平：錢老提出一個令國人和政府深思的大問題。我國改革開放30年，在經濟、社會、科技等各個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沒有一定數量的創新人才是不可能的，但確實培養的創新性人才不足。
至于諾貝爾獎，我們可以關注，但不必太過在意。我們致力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致力于創新人才培養，致力于科學發現和科技創新，致力于做好我們的事情，再過10年、20年，我們會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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