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年輕女教師能通過結婚改變命運，男老師怎么辦
嫁人，是不少女教師改變窘境的途徑。
許多的媽媽一直教導她：女人有兩次投胎機會，一次是到自己家，一次是找婆家。眼看不到2000元的工資養活自己很成問題，普通的商品房價格已是天價，身邊的朋友接二連三地結婚從宿舍搬了出去，合租的房子漸漸找不到同住的對象，許多開始著急了：“發瘋一樣想結婚，甚至考慮過嫁個有房子的老頭子。”
好在“大學女教師”因為職業“工作體面、受人尊敬”，一直屬于婚姻市場上的績優股。頻繁相親過后，許多嫁給了當地一位國稅局領導的兒子。他也在稅務系統工作，家里好房子有多套，還有一輛公車兩輛私車。
“當時我就覺得自己不用再漂著了。”許多說。兩個月以后，許多就結婚了：“丑是丑了點，看習慣了都一樣。”
跟許多可以通過嫁人改變生活的窘境不同，高校男教師面臨著更多困境。來到這個城市4年了，房價已經翻了兩倍，鄭革依然住在學校不到10平方米的單身宿舍。就這樣一間朝北的潮濕小屋，學校每月還要從他的工資卡中扣除550元作為房租。這樣一來，他每月到手的工資還不到2000元，“不吃不喝也還不夠某些核心期刊的單頁版面費”。
在鄭革的大學里有一個教師優勢綜合指標排序的規律：老年男教師、中年男教師、老年女教師、中年女教師、青年女教師、青年男教師。
“所以，年輕人難，年輕男教師更難。”鄭革說。
在教授的舞臺后默默奉獻經費和他們沒有一毛錢關系
許多工作非常努力，讀書期間就跟導師做過不少項目，可那個時候不論項目經費多少，都跟她“沒一毛錢關系”。本以為到了高校之后可以翻身當家做主人了。事實上卻不是想像中那么簡單。許多在一所理工學校工作，文科項目本來就少，申請標準也就更加復雜。
“所有的項目都跟職稱掛鉤，隨便一個項目的申請，起點就是副教授。”許多說。
好幾次也想過沖擊青年教師項目，再一看青年的標準是50歲以下，“就一點兒希望沒有了”。幾次申報項目的不成功，讓許多很受打擊：“看來大學教師還真是跟‘國學大師’差不多的職業，拼的是誰‘活得久’。”
考博又是另一個瓶頸。碩士研究生在大學校園已經成了“同事看不上，領導不重視，學生瞧不起”的尷尬學歷。但是想要讀博卻又很難。許多所在的英語系，因為本科教學評估時期師資力量不夠，一口氣引進了9位碩士。現在他們承擔著大量的基礎教學工作，學校考慮這個原因，一直嚴格控制碩士教師報考博士的名額，“一年3個，按年限排隊”，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年排上隊了，有了考試資格卻沒通過考試的，必須重新排隊”。這樣的壓力讓許多不敢再想考博士的事。
她說，現在考博在導師那里也要排隊，“兩邊兒都剛好排上號的概率太小了，可以去買彩票了”。
對于高校里一些年輕教師的牢騷滿腹，已經人到中年的教授對他們頗不以為然。
劉業，今年剛剛被提為教授，他說：“我們年輕時候一樣一路為領導做嫁衣裳，給他們寫書做‘學術影子’，都習慣了。現在的‘80后’教師，整天想著怎么快點出名，還沒學會坐冷板凳。”
好在鄭革的性格平和，對物質生活的要求非常低，這樣的說法并不影響他的心情。讀書是他最大的樂趣。去年他考上了社科院的博士，但他最大的愿望還是回到學校教書。“相比社會而言，學校還是要單純很多”，這也許是很多年輕教師雖有怨言但還甘守清貧的原因。
因為堅守，鄭革也獲得了讓他溫暖的回報。他的學生像尊敬舊式知識分子一樣把他視作“世外高人”。不過，對待這樣的評價，鄭革有時也會苦笑：“學生把我當成獻身學術的苦行僧，但在這個現實的世界里，我偶爾也會有還俗的念頭。”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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