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在首屆全國地方大學發展論壇上，國務院學位辦主任楊玉良透露，中國大陸獲準授予學士學歷的大學有700多所，美國有1000多所,但我們擁有博士授權資格的高校超過310所,美國只有253所。
楊玉良說，2006年美國培養出了5.1萬名博士，中國大陸是4.9萬名。到2007年，我們的博士人數超過5萬人，2008年這一數字繼續上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
事實上，相比歐美國家來說，中國的博士教育起步很晚。1978年，中國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學，1982年6月馬中騏等6人獲得博士學位。這是我國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實行學位制度以來培養出的第一批博士。
隨著我國經濟總量增長，科學技術發展突飛猛進，加之科技經費投入快速增長，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增多，國家對高層次人才的需要不斷增大，這為博士教育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契機。1999年我國高校本科生開始擴招，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規模也隨之明顯增加，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對博士教育規模的擴大也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于是，改革開放30年，我國迅速地由研究生教育小國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國行列。據統計，碩士生招生數從1982年的 10778人發展到2007年的360590人，年均增幅為15.07%；博士生招生數從1982年的302人發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 23.41%,大于碩士生招生數的增幅。截至2007年，我國累計被授予博士學位者達24萬人、碩士學位180萬人。
南開大學黨委書記薛進文指出，中國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國100多年的路，實現了“趕美超英”的目標。對此，還有學者用“大躍進”、“泡沫化”來形容，認為博士作為學歷教育的“塔尖”層次，其教育水平不僅反映一國最高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影響著一國知識創新能力和學術水準。長此以往，不僅難以保證博士生的質量，還會帶來博士生就業難問題，出現“高學歷，低就業”現象。博士“泛濫”不僅是教育界對社會的不負責任，更是對國民教育資源濫砍濫伐。
據調查，我國博士生導師數量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博士生數量的要求，使得當下我國每名博士生導師平均要帶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國外每名導師帶2至3名學生的比例。
全國政協委員、安徽大學副校長韋穗表示，這種現象勢必影響到博士生的培養質量。另外，由于科研項目數量有限，不少博士生從事的科研方向并不是學科前沿的研究工作，有的則長時間限于一些低水平橫向開發項目上。
有相當一部分學生讀博也并不是為了學術和科研。由于多年來大學擴招和嚴峻的就業形勢，很多學生選擇讀博是為了繼續留在學校，推遲就業。而近幾年一些官員也出于各種需要開始“回爐”讀博士。
教育學者熊丙奇曾撰文指出，今天國內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養學術人才，而是滿足社會對“具有博士學位人才”的需要，說白了就是對“博士頭銜”的畸形需要，這導致博士教育規模迅速擴大，而質量急劇下滑。因此，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讓博士教育只保留“不起眼”的學術功能，從根本上把大學“還原”為教育機構、學術機構，只追求教育價值和學術價值。
去年9月中國科協的一項調查，更印證了人們對博士質量的擔心。該項調查顯示，對一直以來都令社會不齒甚至憤怒的“學術不端行為”，分別有39%和23%的博士認為是“值得同情”和“可以原諒”的。這種“寬容”實在令普通人感到難以理解。
最近，著名教育家、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在《徹底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中呼吁對高等教育進行一次徹底整頓。他指出，西方國家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約 30%，而我國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對官員和老板考博更是一路綠燈。要嚴格整頓授予博士學位的大學，至少應砍掉二分之一大學的博士授予資格。
不久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下達22個博士學位授權學科點評估結果及處理意見，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中西醫結合臨床”等4個博士點被撤銷博士學位授予權。
對此，有人指出，擴招并不是原罪，是大勢所趨，但博士生擴招要有限度，要寧缺毋濫，切忌盲從“擴招大潮”。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原校長王大中院士所言：“必須考慮社會需求、科研投入、導師力量、學校辦學條件等因素，要加強對博士生教育規模的宏觀調控。同時要以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為中心，促進博士生教育的規模、質量、結構效益的協調發展。”韓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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