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需要結合自身特點為社會服務
主持人：下面我們談一談完善高校的社會服務功能，高校的社會服務功能是提升高校質量、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題中應有之意。北師大在社會服務功能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
鐘秉林：如何發揮大學的社會服務這個基本功能，我們也高度重視。但是我覺得每個學校的特點不一樣，學校的優勢特色不一樣，每個學校所在的地方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水平也不一樣，這都需要學校結合自己的情況去開創性的把這項工作做好。
比如說北京師范大學地處北京，主要以文理基礎學科見長，數理化、天地生、文史哲都是比較強的，我們北京師范大學的教育科學在全國是非常強的。在自然科學領域，我們希望我們的研究成果能夠和經濟建設主戰場結合起來，把研究成果轉化成生產力，或者在理論創新方面上升一個新的高度。在社會科學領域，我們如何做到頂天立地，也就是說，你的理論的研究能否達到相關的水準，因為文科的評價標準不太一樣：中國能否形成北京師范大學的學派，我們的研究成果能否為政府的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3月6日，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鐘秉林做客新華網，談“高等教育的時代命題”。 新華網 張泳攝
“于丹讀論語”是高校為社會服務比較成功的示例
主持人：好象在這方面北京師范大學做的非常好。
鐘秉林：我們在盡力去做吧，這是為社會服務的重要方面。最近北京師范大學在“百家講壇”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這都是我們社會服務的內容。當然有的學校自己的優勢特長不一樣，比如說一些教學為主的學校側重點也不一樣。
主持人：百家講壇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于丹老師，都知道她是北師大的。
鐘秉林：不止她一個人了，還有我們的康震副教授，主要講李白、杜甫、李清照等等。還有我們的紀連海老師。于丹現在的知名度確實比較高。她在學校就比較受學生歡迎，她是在成名之前積累的，出名前已經被評為教授。我個人認為于丹教授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中國的一些傳統文化的精髓從象牙塔里帶出來，用平靜的語言介紹給廣大的社會公眾和老百姓，我想這就是于丹教授最大的貢獻，既體現了她的人文底蘊，又體現了她對社會的一種責任感，她是我們北京師范大學藝術和傳媒學院的教授，本來就能把她的積淀和積累表現出來。至于是不是明星教授，我個人認為她還是北京師范大學的一個教授。
主持人：是為社會服務比較成功的示例嗎？
鐘秉林：我個人認為還是一個比較成功的示例吧，當然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很多的頭銜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師是永恒的工作
主持人：您最喜歡的頭銜還是教師，對嗎？
鐘秉林：是的。我從上學、留學，到工作，一直沒有脫離開高等教育領域，沒有脫離開大學教育，我覺得很多的頭銜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師是永恒的工作。
主持人：通過和您的談話，我都感覺您特別的親切，您一直喜歡別人稱呼您老師， 您認為校長和自己的學生、和自己的老師應該有怎樣的一個關系？才能達到一個溝通和理解的狀態，才能形成一個合力，把學校引上一個科學發展的路子上去。我看到過一些這類的文章，大概都是說校長和自己的學生和教授之間的一種和諧關系。您如何看？
鐘秉林：首先我自己感覺不要刻意去追求自己和大家是什么樣的溝通，我和教師和學生平時都是很隨便的溝通，你要有共同語言，和教師、和學生都能聊到一起，你作為一個學校的校長，在觀念上首先要體現一個以人為本，這個東西聽起來可能很大，其實在學校里就是以教師為本、以學生為本，知道他們在想什么，然后再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和這些目標結合在一起。我認為確實要和大家和諧相處，但是也不刻意的去追求這些東西。大學里面的老師都有自己的特長、個性和風格，在接觸過程當中，我覺得還要保持自己的風格和特點。
主持人：您的特長是什么呢？
鐘秉林：我這個人就是比較隨和，和誰都能聊在一起。
主持人：您經常和他們談一些什么話題呢？
鐘秉林：就是聊一些他們的切身的感受，對學校和教育都什么看法和建議，這個還是很關鍵的，我還是要保持自己的風格和特點。但是大家的初衷都是把學校辦好。
主持人：您會刻意的去和學生找話題嗎？
鐘秉林：好象沒有吧，主要就是大家關心什么，我們就去聊什么，在聊天的過程中我還是比較坦率的，你可以把自己的觀點講出來，學生如果覺得認可了，他們就接受了。
主持人：您會不會強行的讓學生接受您的觀點呢？
鐘秉林：不會的。
中學應該把基礎打好，不應該分文科、理科
主持人：北京師范大學是以文理見長的，但是您不同意在高中時期就分文理科，是嗎？
鐘秉林：我覺得中學應該強調素質教育。大學要想辦好的話涉及到四方面。第一是生源質量，像北京師范大學連續這么多年來在全國招生的情況一直是比較理想的。第二是學生的培養過程。如果培養過程優化，真正的尊重學生就可以把學生培養好。第三是就業問題。如果就業結果不好，就很難說服社會公眾，應該保持比較好的就業率。第四就是學校在辦學的過程當中歷屆的畢業生走上社會以后，會在社會形成一個學校的效益群體，這個效益群體在社會的影響和作為對一個學校的聲譽和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現在各個大學都希望能夠吸引比較好的生源，生源好壞又和高考的教育制度有關系，這種國家統考的方式能夠切實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目前，大眾化教育階段的中國教育其實也是一種選拔性教育，你要想選拔的話就必須有區分度，要想有區分度就必須有考試。
我發現了很多的學生進入了學校以后有偏科的現象，很多的理科的學生人文的基礎比較差一些，很多的文科學生數理基礎就比較差一些。這就涉及到了一個問題，隨著科技的發展，現在的學科發展趨勢，一方面高度分離，另一方面又高度結合，我認為高度結合是主要趨勢。既然有了一個學科高度綜合發展趨勢的話，我們的高校培養模式要進行相應的改革，適當的綜合，如果在中學過于偏科以后，就會對這些孩子進入大學以后的全面培養，帶來一定地影響。所以我個人始終認為中學不應該分文科、理科，而是真正的把基礎打好。
現在北京師范大學在進行寬口徑的招生和培養，主要還是基礎性的教育。很專業、很精的的確要搞，但主要是研究生、博士生階段去搞，因為他們的研究能力、適應能力會比較強。你如果把學生的基礎打扎實了一些，能力和素質提高了，他的適應能力強，那么對他以后的就業和個人發展會打下非常好的基礎。
主持人：也就是說，分科的這種細化，應該盡可能的延后。
鐘秉林：這是我個人的觀點。而且現在文理分科到底是以什么為標準也值得大家思考。
大學的投入與產出應該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學生
主持人：對于提升教育質量這方面您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呢？
鐘秉林：我覺得應該穩定規模、優化結構、內涵發展、提升質量。
我們現在北京師范大學有20000名左右的全日制學生，我們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數量超過了本科生，還有一些留學生，現在我們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已經75%以上，為學校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要把學校的水平提高關鍵是教師，所以我想應該不斷的提高教師的水平，這就涉及到一個辦學投入和成本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在市場條件下，大學辦學要從多種渠道籌集辦學資金，不能單單靠政府籌集，我們可以從社會各界籌集資金。同時，我們都是公立大學，政府應該加大投入。
在“兩會”上總理說今年的教育財政投入有比較大幅度的增加，但政府的投入終究是有限的，這種投入如何進行科學有限的分配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說事業費是按人頭來撥款的，還有一些專項的經費在中央財政的教育經費增量部分，這個結構應該進行一下研究，比如說是否可以進一步提高人均的撥款標準。另外，研究一下這種人均的經費撥款標準，事業費、專項經費之間應該有合理的配制。此外，具體到每個學校之間這個經費如何配制，也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標準。這當然也是我提的一個建議了，這也自然就涉及到第三個問題：經費下撥了以后，學校如何真正的發揮好這筆經費的效益，不造成浪費。
教育首先是一個公益事業，大學應該也講投入和產出，你應該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學生，在專項經費管理方面如何能夠從政府管理方面更加體現符合教育規律、符合科研規律的東西，這個也需要進行研究。
主持人：在您腦子里面這種成本的分擔，國家、學校、以及個人出資的比例是什么樣子呢？很多的老百姓確實是在付費方面比較困難的。
鐘秉林：我覺得建立適合市場發展的這種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機制，應該是一個發展的方向，要建立這種機制。通過上世紀末到現在的改革這個觀念已經形成了。比如說政府應該作為投入的主渠道，主要的成本應該由政府投入，學生和家長作為享受這種高等教育，我個人認為應該在25%以下，至于社會嘛，當然是應該越多越好。但是這個成本怎么核算，我想這是我們搞教育經濟的一些專家們研究的，這些專家最后研制出一些模型，給政府提供一定的數據。我目前還沒有看到一個非常合理、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模型。
主持人：您剛才說學校可以吸收一些社會的捐款，咱們國家有沒有類似于過于的資金資助體系呢？
鐘秉林：我覺得政府應該拿出大量的經費來保證這些達到學業標準的孩子不會由于家庭貧困失學，或者受到比較大的影響。國家設立了獎學金、助學金、助學貸款等，我們北京師范大學也接受了很多的貧困生，這些學生沒有一個是因為家庭貧困失學的，這些都沒有問題。
另一方面，社會資源方面，我們北京師范大學成立了教育基金會，募集一些辦學經費。我想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老百姓觀念的轉變，將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關注到教育問題，把資金投入到教育界，但是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認識過程。
主持人：我們知道教育問題永遠都是大家最關注的問題之一，今天網友的留言非常的多，在這里感謝網友的積極參與，同時也希望鐘校長能夠經常作客新華網和我們的網友溝通。非常感謝您回答網友這么多的問題也感謝廣大網友的關注和參與，本次訪談到此結束，謝謝。
鐘秉林：謝謝大家，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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