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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享準入前國民待遇
與“負面清單”相關連的,是“準入前國民待遇”。在開放的同時又要維護好國家經濟安全,“負面清單”是“準入前國民待遇”規則實施后的首要風險防范屏障。
我國目前實施的投資管理辦法,采用的是“準入后國民待遇”。 “準入后國民待遇”適用于投資建立之后的階段,主要涉及外國投資者擁有或控制的企業在東道國的運營條件,在監管和稅收待遇上實現差別待遇。而“準入前國民待遇”將國民待遇延伸至投資發生和建立前階段,其核心是給予外資準入權,也即將對內外資的平等待遇擴大到準入權,并在監管和稅收待遇上一視同仁。
這也是開放投資體制采取的自由模式與傳統投資協定采取的控制模式的最重要的差別。
中國已成為吸收外商投資的大國,然而,外商投資的質量還有待大大提高。這就必須要改變目前外商投資管理中“重審批、輕管理”的狀況。而究其原因,如果政府把有限的行政資源,過多地放在前期審批上,就無暇顧及后期管理。而一旦政府把管理重心,由事前監管轉向事中、事后監管,放松市場準入控制,加強對外資經營活動的監管,那么就會吸引外資大規模進入,激發企業的經營活力,從而帶動服務業的開放與繁榮。
當然,外資投資管理制度的改革,也有個漸進的過程。要樹立正確的監管理念,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這種新型管理應當以政府服務為主,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資源幫助,而不是以管理為主。不然,核準制變備案制了,在企業經營過程中,有關部門“想查就查”、“想查誰就查誰”,這種改革就會“變味”。
在管理方面,更應以法律為準,重視政策、規則和標準的制訂,進一步提高外商投資的自由、便利程度,打造國際化和法制化的營商環境。
管理重心轉向事中事后
自貿試驗區實施“負面清單”管理,改革投資管理制度,從長遠來看,也是大勢所趨。
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在全力推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一系列雙邊、多邊國際投資貿易協議談判正在緊鑼密鼓進行,無論是TTI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協定),還是TPP(跨太平洋自貿協定),全球投資貿易活動的新規則正在形成,包括全球貿易價值鏈重構基礎上的自由貿易、投資協定、服務業開放等。
隨著WTO紅利的逐漸消退,中國面臨經濟轉型升級的迫切需要,服務業的進一步漸次開放已放到舉足輕重的地位上。而參與新一輪投資貿易協議的談判,就必須調整我們現有的投資管理制度,與之對接。否則,中國有可能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面臨著“再入世”。而只有主動迎接挑戰,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在自貿試驗區這塊“試驗田”里先行先試,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改革經驗,我們才能找到“再入世”的現實路徑。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說,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實際上是中國啟動的第二輪全球化開放戰略。第一輪則是加入WTO,當時以加工貿易為主的開放拉動了經濟增長,中國由此成為真正的世界工廠。而第二輪需要進一步開放,包括人民幣資本項目等金融開放,這一改革的力度更大,難度也不小。
他認為,全球化最終的目標是要把所有阻礙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的阻力鏟除,其結果是提高經濟的效率。 “盡管這其中會存在一些管理問題,但不管怎么說,全社會資源將由此得到優化配置,如勞動力優化配置,土地優化配置等,最終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從這一角度說,中國改革投資制度絕對利大于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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