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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貨幣政策轉向穩健，并確定了4%的通脹目標。盡管年初通過調高存款準備率和利率緊縮流動性，但是，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各級政府加快增長欲望強烈，信貸擴張壓力依然很大。因此，2011年M 2增速很可能突破目標水平，達到18%。模型預測，2011年G D P可能增長10.13%；但C PI將上漲5.4%，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可能上漲至7 .92%，G D P平減指數將提高到8.55%。2011年按現價計算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預計將為27 .45%，比2010年提高2.88個百分點，表明通貨膨脹壓力依然來自投資需求擴張帶動的價格上漲。
此外，受人民幣升值影響，2011年進出口增速可能回落。以美元、按現價計算的出口同比增速預計為22 .3%，比2010年下降9.15個百分點；進口增速預計29.81%，比2010年下降9.68個百分點。貿易順差減少的態勢還將持續。受通脹影響，2011年按不變價計算的居民消費總額增速可能降至7.41%，比2010年下降5.74個百分點。
預測結果表明，如果當局在2011年不能持堅決態度，采取強有力措施，始終有效抑制過高經濟增長沖動，防止通貨膨脹上升，尤其是控制M2增速使其回歸正常水平，那么，通脹壓力將進一步加 劇 。 如 果M 2增 速 能 夠 控 制 在14%，那么，2011年的C PI有可能從基準模型預測的5.4%下降到4.15%。其他價格指數如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G D P平減指數也會較大幅度下降。但是，M2增速下降會導致投資增速明顯下滑，使G D P增速從基準模型預測的10.13%下降到9.37%。為保證民間投資需求的正常擴張，2011年應控制好以國有銀行信貸擴張支持的政府主導型投資需求的擴張。在民間資本投資需求全面恢復后，必須堅決地抑制各級政府主導型投資的擴張。
報告就通貨膨脹對城鄉不同收入群體的影響進行了政策模擬。假設發生一次性通貨膨脹沖擊，使CPI漲幅從1.5%提高到4.5%，模型計算發現，農村居民C PI的上漲幅度將高于城鎮居民C PI漲幅；城鎮家庭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將因通貨膨脹下降3.7%，農村居民實際人均純收入將下降7.92%；城鎮居民人均實際消費支出將減少2.72%，農村居民人均實際消費支出將減少7 .92%?？偟膩砜矗珻 PI上漲對農村居民的沖擊大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群體的沖擊遠遠大于高收入群體。
針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最近提出的人民幣加快升值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實現中美貿易平衡的看法，課題組進行了政策模擬，假設人民幣連續兩年平均每年對美元升值15%。模擬顯示，人民幣升值不是降低通貨膨脹的有效方法。原因是：(1)中國目前出口對匯率變化缺乏彈性；(2)雖然人民幣升值可以導致一般貿易進口增速加快，但加工貿易進口增速將下降，兩者相抵，總進口沒有明顯變化。人民幣升值通過進出口貿易減少總需求、最后作用于通貨膨脹的效果有限；(3)中國作為一個大陸型經濟體，國內物價受進口物價影響不大，這也降低人民幣升值對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在結構調整方面，人民幣升值雖然能夠使凈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減少對外需依賴。但內需增長主要靠投資增長率上升，無法提高居民最終消費的增速。這意味著人民幣升值有可能進一步加重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需求的依賴程度，不利于發展方式的轉變。
人民幣升值并不是降低通貨膨脹的有效方法，同時對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影響也不大；反而有可能加重國民經濟對投資的依賴。因此，試圖通過人民幣升值來調控通貨膨脹的方式不利于當前調結構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根據上述分析，課題組提出下述政策建議：
1.當前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進一步明確態度，在控制通脹與追求增長之間做出權衡。
盡管2011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方向已經比較明確。貨幣政策轉向了“穩健”，并在年初通過調高存款準備率和利率試圖緊縮流動性，但是，宏觀經濟政策必須正視正在形成的通貨膨脹危險，充分考慮我國現行經濟格局形成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各級政府都有著強烈的加快發展沖動。最近各地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以及正在召開的地方人大，促進地方經濟加快發展的呼聲很高，雖然，不少省市的“十二五”規劃已經略微調低了增長目標，但大多仍在10%以上，有相當部分地區更提出未來五年翻番的目標。2010年，有29個省市自治區的經濟增長實績較大幅度地超過了全國增長率。如果今年中央政府不持堅決態度，采取切實強有力措施，整個經濟的增長沖動將難以遏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8-9%的增長率、4%的通貨膨脹目標，6.5萬億元的信貸規模，以及14-15%的M 2增速可能難以達到。因此，當前必須進一步明確態度：在控制通貨膨脹與追求經濟增長之間做出權衡，并在二者的數量組合上做出明確選擇。
2.要實現將通貨膨脹控制在4%的政策目標，就必須堅決地將經濟增長速度控制在9%左右。
目前通貨膨脹的主因還是各地對速度的追求以及因此產生的投資需求過度擴張。要抑制住投資需求的過度擴張，就要控制經濟增長速度。如果不將速度控制在9%左右，今年控制通貨膨脹的目標就很難實現。對投資資金來源的投資增速的預測結果表明，控制好以國有銀行信貸擴張支持的政府主導型投資需求的擴張，是控制投資需求過度擴張的關鍵。在民間資本投資需求全面恢復后，必須堅決地抑制政府主導型投資的擴張。然而，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對G D P增長的追求、要素價格扭曲所導致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轉變，都使政府主導型投資難以受到遏制；粗放型民間投資需求也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因此，問題的關鍵是中央應該在保證經濟增長和限制通貨膨脹之間有所權衡，有所取舍：如欲維持10%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通貨膨脹率則可能突破5%。如果希望將通貨膨脹控制在5%以下，就必須下決心整治各地在G D P主義主導下的增長饑渴癥，控制經濟增長速度，將其抑制在9%左右。政策模擬結果顯示，調整M2增速對降低通貨膨脹非常有效。因此，要控制通貨膨脹，必須有效地控制M 2；即當前的貨幣政策還需要進一步緊縮?？刂屏诵刨J，投資將會明顯下降，2011年的G D P增速將從10.13%下降到9 .37%； 但是2012年G D P卻 會從9.45%上升到10.03%。政策模擬結果說明：做好了“十二五”開局之年的工作，妥善控制通貨膨脹之后，將有利于后續年份的經濟良性發展，反之，欲速則不達。
3.務必使各級政府充分明確：當前控制通貨膨脹是促進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
雖然，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較長期的任務，控制通貨膨脹可以視為短期經濟政策。但是，在目前，控制通貨膨脹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因為，當前投資擴張沖動難以抑制正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主因，“投資驅動、出口拉動”的出口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導向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投資擴張沖動難以抑制的根源。而在這樣經濟發展方式下，經濟增長率可能因此較高，但是居民的收入從而消費需求卻難以擴大，總需求結構難以發生根本性轉變。C Q M M本次預測表明，不控制通貨膨脹及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2011年的最終消費率還將持續下降，與此同時，以食品價格及住房價格高漲為特征的通貨膨脹實質性地侵蝕了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進一步壓縮了總需求的擴張，加劇了宏觀經濟的結構失衡。因此，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抑制通貨膨脹，首先必須控制投資過度擴張，也就有利于適度降低投資率；抑制通貨膨脹，將使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得以保障，有利于增加消費，這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經濟結構，實際上促進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此，務必使各級政府充分明確：在當前，控制通貨膨脹同時也是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應當把它作為落實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予以落實。
4.必須充分重視通貨膨脹對不同收入階層尤其是農村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影響，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
研究表明，近十年來，不僅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態勢沒有顯著變化，而且城鄉居民不同收入群體之間收入差距也在進一步擴大之中。2010年食品價格上升進一步擴大了城鄉以及不同收入家庭之間的實際收入差距。C Q M M的模擬顯示，如果C P I漲幅比實際值提高3個百分點，即達到4.5%時，那么，城鎮最高收入戶所面臨的CPI將會是4%，而農村低收入戶所面臨的CPI將會達到是6.3%。農村低收入戶的人均實際純收入將下降5 .32%，而城鎮最高收入戶的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不過下降1.52%。農村低收入 戶 的 實 際 人 均 消 費 支 出 將 下 降7 .27%，而城鎮最高收入戶的人均實際消費支出不過下降1.06%。因此，必須充分重視通貨膨脹對不同收入階層尤其是農村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影響，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
因此，課題組提出：在當前的通貨膨脹形勢下，需要繼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以制造業為主的勞工工資水平，以保障城鄉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課題組在此前發表的報告中就提出在“十二五”期間，必須逐步提高勞工工資，并認為它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切入點。在本次報告仍然堅持這一觀點。原因是盡管自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在逐步上升，但是，與此同時，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也在迅速上升，而且上升幅度明顯超過勞動報酬增長速度。從而，中國制造業單位勞動成本在勞動報酬提高的同時逐年下滑。通過計算并比較對中國出口產品最具潛在競爭力國家的相對單位勞動力成本，可以發現，中國的制造業至今仍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此外，中國在基礎設施、國內市場、產業配套等方面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可以今后一段時期里即便較大幅度地提高中國的勞工工資水平，也不會因此而喪失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因此，當通貨膨脹正在侵蝕城鄉低收入階層居民的收入，影響他們的消費水平時，必須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盡可能地保障他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
城鎮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間的稅負基本一致。這樣的稅制安排顯然是不太公平的，不利于縮小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擴大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消費。因此，必須盡快進行所得稅結構調整，實現公平稅負。
其次，必須著手所得稅結構的調整，促進城鄉不同收入階層居民之間的稅負合理。因為，現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間的稅負竟然是基本一致的。1995年我國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收入之比為90.4%，高收入家庭為91.2%；2000年我國高收入家庭與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收入之比分別為99 .4%和99 .5%；2005年分別為93.9%和92.1%；2009年為91.1%，91.1%。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鎮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間的稅負基本一致。這樣的稅制安排顯然是不太公平的，不利于縮小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擴大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消費。因此，必須盡快進行所得稅結構調整，實現公平稅負。
第三，必須采取切實措施，擴大財政支出用于真正的民生領域的比例，切實保障經濟保障房的建設資金到位。進一步提高城鄉公共服務的提供水平與標準。
5.人民幣升值要適當，不宜過快。應保持人民幣相對穩定的匯率政策，特別是不能將人民幣升值作為控制通貨膨脹的主要工具。
首先，人民幣升值并不是一個降低通脹的有效方法。其次，中國出口對人民幣匯率缺乏彈性，人民幣在連續兩年的時間里升值15%，僅能夠導致出口增速小幅度下降雖然人民幣升值可以導致一般貿易進口增速的加快，但由于加工貿易進口增速的下降，兩者相抵，總進口增速變化幅度僅在1.5%左右。而且，國內物價受加工貿易進口的影響非常小，因此，人民幣升值通過進出口貿易渠道最后作用于通貨膨脹的效果相對有限。最后，人民幣升值雖然能夠使凈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同時也會帶動實際投資增長率的上升，但難以影響居民最終消費的增速。這意味著人民幣升值有可能進一個加劇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需求的依賴程度，不利于發展方式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