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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互動繁榮三十年 引領“一國兩制”實踐探索
關鍵詞： 一國兩制 深港 實踐探索 繁榮發展 蔬菜檢測 三來一補 一地兩檢 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 CEPA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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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華網
深圳市南山區華南冷庫的負責人周文軒，過去常為供港蔬菜的標準苦惱，因為深港兩地實行的是截然不同的檢測手段和標準。而現在，內地和香港蔬菜檢測標準趨于一致，周文軒不必再為“標準壁壘”所擾，生意更加紅火。
長期以來，香港和內地由于兩種體制差異帶來的交流障礙，在深港口岸間表現得格外明顯：過境旅客要填兩次健康卡、過境車輛要兩次下車接受檢查，由此耗費的人力、物力，令深港之間的交流一度步履維艱。如今，深港口岸間“一卡兩報”、“一地兩檢”等一系列創新性做法，已使兩地交流更加順暢。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年來，深港兩地互動繁榮，推動“一國兩制”偉大理論的實踐不斷創新、日益豐富。
全國最早的“三來一補”企業上屋電業(深圳)有限公司總經理馮志根1978年從香港來到深圳，在當時的寶安縣上屋大隊租用了400平方米的二層小樓做廠房，招收的25名女工成為受人羨慕的“高收入人群”。此后，深圳很快成為港資“三來一補”企業的聚集地，深港合作拉開帷幕。
整個80年代，深圳利用香港經濟結構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大舉北移的機遇，以便利的地理條件、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中央賦予的特殊靈活政策等吸引港資企業，使深圳成為香港投資的最主要地區，并形成“前店后廠”的合作格局。時至今日，港資在深圳外資企業的比例仍在50%以上。
“一國兩制”的施行，使得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得以充分發揮。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鐘堅認為，香港回歸十幾年來的事實表明，“一國兩制”確保了香港的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及民生改善。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助理總研究主任方舟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生活方式、兩種貨幣、兩套法律、甚至兩套價值觀，當年“一國兩制”的構想甫一提出，不少人的確懷著半信半疑的心態。30年過去了，在深圳特區繁榮發展、深港交流日益頻密的今天，當初的疑慮早已煙消云散。
遵照“一國兩制”構想，港澳回歸后仍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并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然而，由于內地與港澳地區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上有很大的差異，建立“共同市場”，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可謂困難重重。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鐘堅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政府與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創造性地分別簽署了《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成為“一國兩制”原則的一大成功實踐，為內地與港澳地區制度性合作創立了新路徑。
而得地利之便的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成為這一重要制度安排的主要實踐者和受益者，而許多港企也借其東風大力拓展內銷市場并從中獲益。
目前，深港合作領域已從最初的“三來一補”發展到基礎設施、環境保護、高新技術產業、金融、商貿、航運等多個領域，特別是在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務業，深圳成為香港與內地聯系的重要橋梁。
隨著CEPA等一系列政策的實施，阻礙經濟要素流動的諸多屏障逐漸冰釋，以金融領域為例，許多體制創新性探索正在逐漸加速，深港兩地在銀行資金結算、保險、風險投資領域展開了一系列合作，深圳多家公司在香港創業板上市，港人在深圳消費購物可以刷卡，深港兩地港幣票據由過去的國際結算變成同城結算。
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30歲生日當天，國務院批復同意《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深圳市金融辦負責人說，這對深港乃至全國的金融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依托前海合作區，可率先發展離岸金融業務，積極試行人民幣有限度的自由兌換，探索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的開放路徑及風險防范措施。
在一系列創新舉措的推動下，深港兩地正在走向深度融合。鐘堅說，經過30年的發展，深港合作已經從最初的經貿領域，拓展到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深圳在社會管理、城市建設中越來越多地學習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深港合作將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今年7月，深圳地鐵四號線由港鐵運營，其先進的管理模式和服務讓深圳人大開眼界。而借鑒香港職業社工經驗，目前深圳正在內地率先建立職業社工隊伍，福利中心、救助站、慈善會以及各大社區，到處都活躍著社工的身影，香港社工督導定期來深圳為社工們進行輔導。
“深港兩地三十年來互動繁榮，形成一種互補經濟體系中的‘雙子星座’，既保持相對獨立性，又通過協作促進兩地經濟的共同繁榮和發展”，鐘堅說，“兩者可共同成為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制造業中心、商貿中心和旅游中心，通過經濟以及社會管理等各層面的銜接，實現共同發展，在實踐中證明‘一國兩制’切實可行。”(記者車曉蕙 吳俊 黃浩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