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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智囊稱改革部門已成收入分配改革阻力

2010年08月31日10:30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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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底能不能出臺現在很難說,即使出臺我認為它也是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的。”一位多次參與討論《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的官方智囊有些悲觀。

他對《中國經濟周刊》說,自己擔心該方案很可能最后要以失望告終。

這大概是一個糟糕的消息。

這個2004年已經啟動,2007年-2009年間前后舉行了6次征求意見討論會的草案,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多部門參與制訂。今年3月曾上報國務院,后被退回,目前仍在修改過程中。日前,全國人大財經委在國民收入分配問題專題調研報告中提出,盡快出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方案的制訂一直在秘密進行,然而,從各方面透露出來的有限信息看,改革的推動步履維艱。

分“蛋糕”比做“蛋糕”難

回看30年前改革的起點: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中國起步于一個存有諸多缺陷的雙軌體制,以火箭般的速度追趕世界,然而,在制造巨額財富的同時也開始制造不公與差距。

這種隨著財富而來的負效應在上世紀90年代初引起了政策設計者鄧小平的擔憂。

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間,專門和身邊工作人員談到:“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他還特意要求工作人員把這段話記錄下來,并送給中央領導同志參閱。

這樣的憂慮與日俱增。

1993年9月,他直指:“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他還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始終是發展的主導思想。

“收入分配問題太復雜了,國家一般處理太復雜問題的辦法是先擱置。”有學者這樣解釋說。

更有力的解釋是:發展是硬道理。

日前,國家發改委官員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國基尼系數早在2006年便達到0.49——這與當初“由部分先富到共富”的設計相差甚遠。

“收入分配改革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不管是收入分配本身還是由于它引起的社會沖突和矛盾都是重大政治問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分配問題不早日解決,經濟問題變為政治問題的概率將越來越高。

中央政府必須未雨綢繆起來。

2007年,十七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2010年,溫家寶總理在不同場合有過類似表述: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如同鄧小平所預料的那樣,分“蛋糕”比做“蛋糕”難。

現有方案的三個局限

“現在面臨的問題太多了。有利益規范的問題,利益的調整問題,還有細節怎么落實的問題等等。”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者透露。

“方案的改革思路基本上是碰到什么問題來解決什么問題,哪兒鼓包了就把哪兒壓一壓,都只是一些治標不治本的內容,一種短期行為,而不是從一個長遠的角度把這個問題先考慮得很清楚,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去做。”

上述官方智囊指出,這個方案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名為“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局限于政府“收入分配調節”,而沒有全面體現收入分配改革的總體思路。其次,方案的內容主要包括增加農民收入、增加對低收入居民的扶持、提高工資性收入、調節個人所得稅,局限于針對現實突出問題提出解決措施,在沒有對現有國民收入分配基本格局作實質性突破的前提下,側重于通過財政、稅收手段調節再分配關系。再者,方案重點是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對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只是在提高工資性收入方面有間接體現。對壟斷行業與一般性競爭行業之間、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則基本沒有涉及。

在他看來,這與溫家寶總理今年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大思路相距甚遠。

“這個格局里,各個主體調整他們之間的關系,就不是現在所說的簡單的‘調低、擴中、壓高’的問題。我理解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包括政府、企業、居民之間,城鄉之間,國企和民企之間,低收入和高收入之間等等。現在的這個方案只是局限在居民之間,不觸及政府、企業的利益,居民的收入怎么提高呢?”他認為,改變這樣繁雜、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靠現在這個方案太單薄了,這么小的方案根本承載不了這么大的社會主題。“說白了就是小馬拉大車,是拉不動的。”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如果不能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不能從制度上解決導致腐敗和灰色收入大量產生的問題,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調整工資這類問題上,就難以觸及收入分配問題的核心,解決不了實質性問題。

“我認為,方案一定要解決以下這幾個問題:大的方向一定要知道應該改什么?民眾希望改什么?從社會發展需要應該改什么?從這個角度看,目前這個具體方案還有很多遺漏的地方。”上述知情者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很多意見沒有聽進去——這幾乎是眾多接受采訪的學者們共同的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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