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去年，我們在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從容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在世界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向好，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金融危機后會怎樣？怎樣應對后金融危機？
我們采訪的專家普遍認為，2010年，以促消費、城鎮化和產業調整為三大抓手，中國經濟內需啟動路線正在逐步清晰。伴隨著發展方式的逐步轉變，中國經濟有望重啟新一輪黃金增長。
三個挑戰
在成績面前，只有清醒地看到困難，才能更積極地應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說：“金融危機之后，我們面臨的形勢還是比較復雜的，主要有三個表現性的挑戰。”
首先是流動性過剩。他分析說，西方國家經濟恢復的根基是不鞏固的，而且它們財政擴張空間非常小，英國、美國乃至于其他歐洲國家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債務大都上升了20%—30%。但是經濟還要維持，怎么辦？只有一個答案，就是貨幣政策不僅不能收緊還要繼續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全球貨幣流動性還將持續，這將使中國經濟面臨資產泡沫上升壓力和匯率升值壓力。
其次，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口號下，全球興起了一輪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浪潮。“輪胎案”、“特保案”等僅僅是開始，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還會愈演愈烈。而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土耳其等國，對中國的出口也是持有敵意的。種種因素帶來的結果就是：中國經濟不可能繼續依賴出口增長的方式來支撐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發展。
此外，哥本哈根會議上吵得沸沸揚揚的義務減排問題也是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有些國家可能在這一方面給中國設置障礙。
在分析這三個表象之后，李稻葵進一步提出：“中國還面臨一個根本性的挑戰。明年年初中國經濟總體規模將超過日本。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作為經濟總量第二的國家，往往會碰到各種各樣的麻煩。作為第二大經濟國如果延續過去的發展模式肯定會碰到阻力。”
“危”中有“機”
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常務理事譚雅玲認為，“量大質低”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先前我們的經濟發展得過快過急,很多問題還來不及解決,現在正是糾正結構不平衡問題的好時機。從這個角度來說，后危機時代的到來是“危”更是“機”。
“危機后往往伴隨著世界經濟的大調整大變革大重組。”商務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子先說，由于我國在危機中受沖擊相對較小、經濟率先復蘇，我國參與世界產業大重組的優勢和有利條件空前強化。抓住機遇促發展，不僅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還有利于推動世界經濟的復蘇與繁榮。
“主要有三方面的機會。”李稻葵指出，一是產業重組的機遇。一部分的企業要退出，另一部分的企業要做大。在這個過程中，對很多企業而言，應該說是蘊藏著很大的機遇的。二是資本運作的重大機遇。中國的資本市場盡管有波動，但是各種各樣的金融工具運行都還是暢通的。企業發債、企業重組、各種貸款，各種機制都是充足的。所以，資本運作的機遇是比較充分的。三是“走出去”的重大機遇。中國經濟經過了十幾年的發展，我們也積累了一些市場經濟中運作的經驗，包括了國際經驗。這部分經驗加上資金，一定會使中國的一部分企業抓住機遇，走向國際市場。
調結構擴內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說：“當前要千方百計地促進消費增長。具體來說，要盡快提高國民的社會保障水平，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繼續鼓勵各級政府有條件地繼續采取各種直接刺激消費的政策。此外，應調整投資結構，加大向民生、消費基礎設施傾斜的力度。”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認為，今年我國消費有望對經濟增長貢獻4.5個百分點，盡管面臨挑戰，但我國消費增長具有不少潛力。長期來看，本輪基礎設施建設將改善城鄉消費環境，而農村消費觀念城市化以及人口結構等因素也將有利于未來我國消費增長。
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率為35.3%，城市化率為46%左右，兩者未來都有進一步提升空間。專家認為，未來幾年，如果居民消費率和城市化率能分別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將給我國帶來強有力的需求保證。這還有助于收窄供需缺口，從需求角度解決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產能過剩問題。
同時，隨著我國“調結構”力度的進一步加大，產業結構調整方面也將有新動作出臺。除了繼續加強鋼鐵等過剩產能行業項目審批外，發改委等部門正在抓緊修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并擬定促進企業兼并重組、鼓勵自主創新以及加快淘汰落后產能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而國家也將培育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據未來國際產業競爭的制高點。在此基礎上，新能源以及低碳經濟規劃有望出臺，新材料、信息、新醫藥以及節能環保等產業發展力度將空前加大。國家發改委還表示，圍繞生物醫藥、生物育種、軟件和信息服務等新興領域，今年將啟動一批研發、產業化和市場推廣重大專項工程。
全球視野下，人們期待著中國經濟再次交出靚麗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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