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際金融危機襲來之際，和國際經濟聯系緊密的長三角地區通過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不僅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增長，而且化危為機，加快了調結構、促轉型的步伐
新年伊始，長三角傳來的消息令人振奮：2009年，蘇浙滬三地地區生產總值相加首次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江蘇、浙江、上海分別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4061億元、22832億元和14901億元。
與此相呼應的是，長三角地區一系列體現結構、效益和民生的指標也都出現積極變化，顯示出“保增長”和“促轉型”的有機統一：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1萬元；上海高新技術產業同比增長13%，大大高于工業整體3%的增長速度；第三產業比重達到59.4%，一年提高了3.4個百分點；江蘇“創新型經濟”風生水起，新興產業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傳統產業，科技經費投入、專利申請量、獲得授權數均居全國第一……
當國際金融危機襲來之際，和國際經濟聯系緊密的長三角地區通過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不僅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增長，而且化危為機，加快了調結構、促轉型的步伐。
國際金融危機是傳統發展方式之“危”，科學發展方式之“機”。雖然危機影響尚未完全消退，但長三角地區來自企業、市場的內生動力已被激發出來，以創新驅動為主的發展方式正在形成，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服務經濟成為共識，推進區域協作、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動力不斷增強。
(一)
轉變發展方式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需要，也是自身發展的需要，長三角地區的發展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見事早、行動快，這是人們對長三角地區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一系列舉措最深刻的體會。
2009年一季度，浙江經濟增速排名還是全國倒數第二，到下半年，已經反彈到兩位數增長；上海經濟增速在上半年仍處于全國倒數第二的位置，到全年實現8.2%的增長；
而在江蘇，處于開放前沿的昆山在重壓之下全年進出口總值實現了正增長！
危機之年，“保增長”取得如此成績實屬不易。國際金融危機給長三角地區帶來最大的影響是發展觀念的深刻變化。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沖擊，進一步凸顯了上海轉變發展方式的緊迫性。轉變發展方式不僅僅局限于產業結構、需求結構、投入結構的調整，更是經濟發展理念、思路和工作方式方法的深刻變革，特別是在指導思想上要有一個大的轉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強調指出。
在采訪中，記者對人們觀念的變化有著直觀的感受：幾乎所有的采訪對象，對當前“增長”的成績單往往輕描淡寫，津津樂道的多是結構調整、自主創新等事關長遠發展的話題。
寧波市市長毛光烈說，轉變發展方式首先是轉變思想觀念的問題，具體而言就是要處理好速度和效益的關系、硬件投入和軟件投入的關系、短期行為和長期行為的關系。2009年前11個月，寧波市授權專利數首次突破萬件，達到13298件，在副省級城市中僅次于深圳，“我說其意義不亞于千億元產業硬件投入。”
觀念之變，對于轉變發展方式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上海明確提出，不再搞區縣GDP排名，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淡化GDP等總量規模指標、突出結構效益指標、突出自主創新指標、突出環境節能指標、突出民生社會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
當然，這種觀念的變化，不僅僅是國際金融危機“倒逼”所致，長三角地區自身發展所面臨的制約，也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轉變發展方式的緊迫性。
以長三角的龍頭上海為例，浦東開發開放以來，主要是通過大開放、大合資、土地批租、高強度投入的模式來解決城市建設的歷史欠賬，2009年投資總額達5273億元，每平方公里新增投資達到1億元，增長空間已非常有限。
土地、資源能源、環境容量、勞動力成本高企等制約，已經成為長三角兩省一市共同的發展瓶頸。作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之一，長三角更能感受到轉變發展方式的壓力所在，也因此具備了率先轉變發展方式的可能性。
2008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開展了17個重大課題調研，重點研究解決結構轉型等事關上海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江蘇省在2004年就率先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資金，大面積抓科技成果轉化，以科技創新培育新興產業。浙江則把大力推進大平臺、大產業、大項目、大企業建設作為推進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破解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抗震性弱”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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