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的前期調研工作早已開始。內外部環境的三大變化,是影響“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基本面與政策走向的重大問題。這三大變化,一是與發達經濟體的關系,二是與其他經濟體的關系,三是自己內部各地區、各方面之間的平衡關系。而在這三大變化下,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變化,是經濟思想的變化。這一點也許不太為人注意,但是對投資界來說,則需要提前研究、早作應對準備。
首先來看內外部經濟環境的三大變化,都有哪些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
其一是與發達經濟體的關系,主要是與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關系,都在發生哪些改變,并朝哪個方向發展。從近10年的貿易數據看,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貿易關系一直保持著貨幣形式上的不平衡關系,也就是巨額貿易順差關系。據統計,2001年中國的貿易總差額是225.5億美元,2008年是2954. 6億美元,8年間增長超過10倍。其中,最主要的是對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差額。
為什么精于計算、擅長金融游戲的發達經濟體,會默認這種局面呢？一是因為中國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價廉物美,對抑制其內部通脹、穩定老百姓的生活有實質性影響;二是所有的貨幣總趨勢都呈貶值狀態,因此,即便中國人賺取了大量外匯,甚至希望通過購買外國國債來保值增值,但實際結果頂多只是降低了一些損失,并不能占多少便宜。三是在較早前,中國經濟的總量和外匯儲備規模都還很小,并不能構成對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的主導性影響。因此,維持這種貨幣形式上的不平衡關系,對他們是利大于弊。
但是到了2005年,當中國的貿易總差額超過1000億美元時,情況就不同了,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施壓日益頻繁起來。為什么要這么做呢？一是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以及已經成為美國大債主的事實,早晚要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主導性影響。二是當中國經濟在總量上即將成為世界第二時,這種貨幣形式的不平衡很可能迅速轉化為經濟競爭中的特殊優勢。因此,通過“再平衡”來調整與中國的經濟、貿易、金融關系,就成為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頭等大事。這就是外部環境的第一層變化,也是具有主導性意義的變化。
其二是與其他經濟體的關系,主要是與新興經濟體和富資源經濟體的關系。從這幾年的貿易數據看,盡管與發達經濟體的貿易仍然是主軸,但是中國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經貿關系,無論從總量上還是在結構上,都有不少改變。有許多新的因子在里面。比如,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和富資源國家與地區的關系,正呈現出更多的互補、互動性,而不是簡單的同質競爭。特別是積極開展雙邊與多邊合作、創造共贏局面的做法,正在改變中國在全球的資源配置與產品和服務的市場結構。換句話說,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的經貿關系,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在發生改變。這將對調整內外部需求結構有深遠影響。
如果說,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和其他經濟體之間的關系,在“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時間如何實現“再平衡”,是一個問題,那么,中國經濟的內部平衡關系如何實現,就變得更為棘手和突出了。因為中國的內部需求,現在已經成為既影響內部平衡又影響外部平衡的重要因素。
這就是第三大變化,中國經濟的內部平衡關系將朝哪個方向調整的問題。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經濟從主要依賴外需轉向主要依靠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需要有10年左右的過渡時間。說法不無道理,但是僅僅從生產和貿易環節來看問題,恐怕是不夠的。
從中國的情況看,內部不平衡表現在方方面面。其中最關鍵的是,多年來從點到線,推行的讓一些地區先行先試、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非均衡發展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在特定時期,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確實是很明顯的,但也遺留了一系列問題。如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不同社會階層的分配差距等等,盤根錯節都糾集在一起。
現在,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有一個綱舉目張般的抓手。這個抓手是什么呢？就是突破過去的“點狀”與“線狀”的局限,由線到面,推進網格狀發展。從目前的情況看,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各個地區都有不同形式的探索,這個趨勢正在形成。如果按經濟規律辦事,統籌得當,在可預見的時間內,有效扭轉內部失衡的痼疾,還是有希望的。
這就不得不談到深藏在三重變化之下的一個根本問題,也就是發展思路或經濟思想問題。無論是國際上講的再平衡也好,還是國內講的調結構也好,核心點在哪里呢？就是要從非均衡發展轉向均衡發展。而均衡發展,均什么,衡什么,都是“十二五”及未來三十年回避不了的問題。對這些新問題的研究,或許需要跨出經濟學范疇,從社會、人文的角度進行全面考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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