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場剛剛啟幕、漸入高潮的大戲，力拓“間諜門”的每一個進展都引發了媒體和公眾的高度關注。
該案目前已進入司法程序。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表示，他已在最近的一次會晤中向澳大利亞外交部部長史密斯介紹了案件的情況，中方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力拓的雇員通過非法手段獲取了中國國家機密。
7月5日，胡士泰等四名力拓雇員因涉嫌竊取中國國家機密被上海市國家安全局刑拘。據報道，胡士泰等人通過賄賂獲得的機密信息，應該包括國內各大鋼企的原料庫存周轉天數、進口礦需求、噸鋼單位毛利、生鐵的單位消耗等財務數據。
機密遭竊，讓力拓摸清了中國鋼鐵業的談判底線，中方被動不言而喻。自2002年以來，鐵礦石價格飆升，除2007年的談判中方居于主動外，其余年份均處于被動。測算顯示，中方為此累計多支付7000億元。
媒體和輿論強烈譴責“潛伏者”和“內鬼”，亦有反思中國鋼鐵行業之亂象，甚至有呼吁切斷中國經濟官員下海或退休后進入跨國公司的無防火墻通道。
對此，中國社科院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白益民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國人的反思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內鬼’的道德譴責層面，也不能只是拾遺補闕似的小修小補，而應全面檢討國家經濟安全狀況，從更為宏觀的層面檢視我國的國家經濟安全體系以及經濟發展模式，以應對全球化格局下的全新經濟競爭。”
中國竟沒有一部經濟安全法
“與西方發達國家比起來，我國的經濟安全體系非常脆弱，幾乎就是一片空白。力拓‘間諜門’只是暴露了這一現狀而已。”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說。
計劃經濟年代閉關鎖國，很少發生商業間諜案。江涌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發生的工業信息和商業信息遭竊案逐年增多，目前已進入經濟諜戰高發期。
中國加入WTO以后，融入全球經濟越來越深，對資源和市場的爭奪也越來越激烈。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信息流競爭。“這個信息流的競爭，中間就有相應的諜戰。”江涌說。民間經濟分析機構安邦集團提供的數據顯示：近十年來，跨國公司在華行賄案件一直呈上升趨勢，在中國遭調查的50萬件腐敗案件，六成以上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工業間諜、商業間諜國際上早已有之，屢見不鮮，幾乎一直伴隨著工業社會以來的進程。全球化格局下，國際商業社會更是無時無刻不在發生類似案例。”江涌說。可口可樂、寶潔、甲骨文、德國大眾、日立、三菱、愛立信，這些耳熟能詳的國際巨鱷，歷史上都不同程度爆出商業間諜丑聞。美國媒體報道，名列《財富》全球1000強的大公司，平均每年發生2.45次商業間諜事件，損失總數高達450億美元。
德國情報部門的最新研究報告表明，幾個主要發達國家，國家安全開支中用于維護經濟安全的開支比例就超過了一半，凸顯經濟安全在國家安全當中的重要地位。江涌表示，但中國無論是立法還是組織體系都極為缺乏。就立法而言，別說構建一個立體的經濟安全防護法律體系，就連一部專門的法律都沒有。
可資對比的是美國。為保護本國安全，100年來美國出臺了一系列法律。1917年就有《反間諜法》，1947年出臺《國家安全法》，其后又不斷修正，彌補漏洞與不足。進入全球化時代，為應對全新的競爭格局，1996年出臺《反商業間諜法》。“9·11”后，又借反恐之名出臺《愛國者法案》。隨后由于主權財富基金崛起，新興國家到美國并購頻繁發生，《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應運而生。
“美國這套體系非常嚴實，基本上沒有什么漏洞讓你鉆。”江涌指出，相形之下，中國現行的《保密法》、《國家安全法》均針對傳統安全，已不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正是由于立法缺失、老化，導致力拓“間諜門”發生后，西方輿論群起攻擊中國對“國家機密”的定義過于寬泛模糊。
同樣缺乏的是組織機構。江涌說，作為國家最高經濟調控部門，國家發改委直到今年5月才在國民經濟綜合司下設經濟安全處。該處職能包括“提出國家重要物資儲備政策建議，擬訂并協調國家重要物資儲備計劃；組織研究和提出國家經濟安全和總體產業安全戰略及政策建議”。
“與發達國家比起來，我國沒有一個統一、有力的協調機構，相關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也遠遠不夠。”江涌介紹說，美國即有一個龐大而嚴密的組織體系。政府部門設有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統親任主席，權威非常高；下面則有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當然還有權限非常大的聯邦調查局。在國會，也設有相關的各種委員會，比如外國投資與審查委員會等等，甚至還專門針對中國設有一個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
“我們的官員熱衷于招商引資和對外開放，將國際市場想象成風平浪靜的完全自由競爭福地，一些部門領導人甚至排斥或干脆拒絕接受國家經濟安全這個概念。”江涌認為，真正的差距還是在觀念上。他建議，應以此次力拓“間諜門”為契機，全面評估反思我國的經濟安全體系，將其提升至戰略高度加以重建。
我們應從鐵礦石定價中學到什么
“如果僅僅只是停留在對‘間諜’和‘內鬼’的道德譴責層面上，我們付出的學費就太不值得了。”白益民說。同樣，僅僅靠揪出“間諜”和清理“內鬼”，也不能改變中國鋼鐵業在鐵礦石價格談判中的弱勢地位。
在鐵礦石資源布局和價格談判中，日本鋼鐵制造商和貿易商彼此分工協作，緊密配合，一致對外協同作戰，就像一支作戰能力極為強大的聯合艦隊。“我們應該反思的是，為什么日本企業能做到，而我們的企業卻做不到？”白益民說。
在江涌看來，與日本“聯合艦隊”比起來，中國鋼鐵企業和貿易商就像各自為戰的散兵游勇，不堪一擊。鋼鐵業亂象，被普遍視為在鐵礦石談判中中國鋼企處于被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有兩個鐵礦石市場——長期協議礦和現貨礦市場。2008年下半年以前，長協礦價格一直低于現貨礦價格，其間存有巨大套利空間。一些具有進口資質的企業在進口了便宜的長協礦以后，在現貨市場轉手倒賣給不具進口資質的中小鋼企，牟取巨額利差。一些鋼企的利潤甚至主要源于倒賣長協礦。那些具備進口資質的鋼企，自然希望將長協礦量最大化。
2008年下半年現貨礦價格低于長協礦價格，飽受大中型企業倒賣長協礦之苦的中小鋼企私下大量進口鐵礦石。這使得中鋼協在談判中處境更為不利。盡管中鋼協屢屢公開譴責，并于今年2月推出《鋼鐵行業進口鐵礦石貿易秩序自律公約》，卻收效甚微。
國內大小鋼企和貿易商，利益矛盾沖突，自然無法統一立場，更談不上協同作戰。“不僅鋼鐵業混亂如此，稀土、焦炭等多個行業都是一樣。”江涌說。作為世界儲量和產量最大的國家，中國對稀土和焦炭卻不擁有定價權。
白益民認為，揪出“間諜”和清理“內鬼”、研究如何規范鐵礦石貿易，在技術上都是必要的，但要徹底改變行業惡性競爭的現狀，打造真正具有世界競爭力的強大公司，還需全面反思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在這方面，日本大財團模式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程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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