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將全球經濟帶入了一個“難熬的冬季”，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似乎已成為2009年世界經濟的基本趨向。由于受經濟危機的影響程度不同，且回應經濟危機的能力也有差異，因此，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不同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必然會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特別是在美日歐等經濟體增長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中印等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優勢更為顯著。近期聯合國發布的《2009年世界經濟報告》顯示：2009年世界經濟增幅可能僅為1%，而中國經濟增長率將達到7.8%-8.9%，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將從2008年的22%增至2009年的50%。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GDP保持了年均增長9.8%的持續高速增長趨勢，從GDP、對外貿易額、外匯儲備額、利用外資額等指標來看，當前我國已具備顯著的大國經濟特征。我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度提高，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提升的結果。同時，由于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升，我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但在歡欣鼓舞之余，我們更需理性看待中國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度問題。
首先，必須將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度問題放在動態視角下審視?？陀^而言，隨著總量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我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總體上趨于增強，但2009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度大幅度提升，卻是與美日歐等經濟增長陷入衰退有著緊密關聯。就此而言，必須認識到，從長期來看，這些經濟體對危機仍具有很強的回應能力。美國等發達國家仍具有人才資源和科技創新的優勢，也具有采用積極財政政策以重新啟動經濟的物質基礎，同時還具備借助市場出清機制來實現經濟結構優化的制度條件，它們走出經濟低谷并重新步入新的景氣周期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從長期發展的角度看，我國要增強在國際經濟中的競爭優勢，必須努力形成持續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經濟增長理論表明：長期來看，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的不是要素密集投入，而是要素的組合效率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如果說前者是更多依靠“汗水”的粗放型經濟增長的話，那么后者則是更多依靠“靈感”的集約型經濟增長。基于此，我國要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并增強國際經濟競爭優勢，就必須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就增長方式轉型而言，必須持續改革科技創新體制，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通過健全市場體系完善要素的定價機制，依靠技術創新和制度完善來提高要素的組合效率。就經濟結構轉化而言，必須在發展現代農業和先進制造業的同時，大力發展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重視發展產前研發和產后營銷，逐步進入產業價值鏈的高端。
顯然，如果考慮到美日歐等經濟體的危機應對能力，以及我國面臨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任務，則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仍會上升，但不大可能像2009年有如此戲劇性的提高。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背景下，我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將不斷突出，但不應將美日歐的短期衰退視為長期的“確定事實”，也不應將危機時的貢獻度作為長期發展中的“正常狀態”。而應立足于發展方式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夯實國內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石。同時，依據經濟實力和國家戰略，在國際范圍內務實地開展經濟合作，避免承擔與當前我國發展不對稱的國際義務，增強中國發展即對世界貢獻的認知程度。
事實上，評價一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度往往依據“總量”指標，從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角度看，這種“總量”統計方式隱含著兩個缺陷：一是沒有剔除人口等因素對人們生活狀態的影響；二是沒有考慮不同社會成員分享增長成果的差異化問題。就前者而言，在總量意義上，我國已經具備非常顯著的大國經濟特征，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理應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充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從“人均”的角度看，2007年我國人均GDP為2500美元，在全球排序中處于靠后的位置。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推動經濟高速增長以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方面，我們依然是任重而道遠。
就后者而言，經濟增長的根本目標是人的全面發展，經濟增長必須轉化為絕大多數居民的福利水平提升才有實質意義，經濟增長的落腳點在于實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狀態下，不同社會成員在分享增長成果方面是有差異的，城鄉、區域和行業的發展差距甚至有相對拉大趨勢，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等公共品也存在著供給不足和配置失衡的問題，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資源的過度消耗和對環境的過度破壞，這些導致高速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提升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從改善居民福利狀態的角度看，我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度提高也并不意味著國內結構性難題可以自動化解。
在國際經濟危機尚未觸底、世界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我們尤需理性對待國際經濟秩序變化的長期趨勢，同時關注中國在國際經濟危機背景下所面臨的潛在挑戰。在將中國視為世界經濟“引擎”的國際輿論中，我們更需清醒地意識到國際周期性調整和國內結構性轉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將短期經濟政策與長期體制完善相結合，不斷探究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國際競爭能力增強的動力源泉。(作者高帆 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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