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球都在關注金融危機時，另一場危機正在迫近：全球糧食的消耗量在加速上漲，而產量增長率卻原地踏步甚至還在下降
自從2000年以來，全世界糧食價格翻了大約1倍。在英國，通貨膨脹則使得糧食價格提高了3倍。今年，有30個國家因糧價高增引發了街頭示威，一些還釀成了暴亂。
對那些只將很少一部分收入用在食物上的人來說，糧價的高漲僅僅只造成他們的煩惱。而對世界上將近1/3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的人來說，糧食漲價就引發一場悲劇。據世界銀行估計，糧價的增加將使1億多在過去10年中擺脫了貧困的人口重歸貧困。
多年來，農業專家早已指出，那些為世界農業研發投資最多的富裕政府，投資量事實上還遠遠不夠。現在，人們已經感受到研發不足的后果。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已經做出預測：由于供需差距的增長加大了市場壓力，糧食價格將幾年高居不下。更糟的是，由于預測的氣候變化因子增加了作物壓力，高糧價會持續更長時間，甚至還會繼續向上攀升。
為什么是現在
在過去的八年中，全球的谷物需求量比產量增長塊。
全世界每年的谷物產量只有1.1%，而世界人口的年增長率是1.2%，但這還僅僅是個開始。城市化和日益增長的繁榮，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對動物基礎的食物需求增加，這對谷物的供應造成了進一步的壓力。要知道用2到6公斤糧食喂牛、豬、雞才可以產出1公斤肉、蛋、奶，其中1公斤牛肉需要6公斤谷物飼料轉化。所以，人口數量的增加和膳食習慣的改變使得全球糧食的需求量每年增長1.6%。
生物燃料也起著一定作用。自從2000年以來，一些國家的政府就開始補貼鼓勵農民將糧食轉變為生產生物燃料。根據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的統計，這對目前谷物價格的上升要占30%的原因，該所估計，一旦沒有了這些補貼，糧價會在一夜之間跌20%。照此態勢推算，從現在到2020年，全世界對谷物的需求每年將增加2.5%。
其他原因也使得這個問題更為復雜。比如，澳大利亞是世界上較大的小麥出口國，已連續遭受6年的干旱。油價的一再升高也使得開動拖拉機、運輸糧食和制造化肥的成本增加。
與此同時，一些投機者也參與進來哄抬糧價，大量投機的金錢從美國房地產市場涌出，投入到商品期貨市場。研究者指出，這種價格的拉升與實際消費者需求并無關聯。
最終，一些國家的政府，特別是中國和印度，開始做出反應，通過限制谷物出口以保證自己的人民先吃飽。當國際市場的糧食減少時，世界糧食價格更傾向于突然波動，這可能會特別傷害那些純靠進口糧食的國家，比如孟加拉、印度尼西亞和大多數的非洲國家。
糧食富余時代已經過去
2個世紀以前，英國牧師湯姆斯·馬修斯曾警告世人，人口的增長可能會超過地球的糧食生產能力。二次世界大戰后，對饑荒的恐懼和其政治影響使得富裕國家紛紛開始投資綠色革命的研發，加速了農作物單產的提高。此外，耕地的增加也促進了農作物總產量的增加。在1700年時，全球的農業用地僅為可利用土地的9%，而到了1992年，世界上大約40%的可利用土地都成為了農田。從1960年到1980年之間，糧食生產翻了一倍，糧食價格下降，糧食儲備大大增加。在1980年代，除了非洲，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富國，糧食都堆積如山。
于是富國開始得意，對窮國的發展援助從幫助他們栽種糧食轉變為發展其他工業，然后讓他們用所獲得利潤去購買富國農場所生產的多余糧食。與此同時，富國在農業上的研發投資大幅削減：在1980年代，每年增長2%；但是自從1990年代以來，卻每年縮減了0.6%。發達國家的科學界也不再搞增產研究。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圣保羅國際科技實踐和政策中心主任菲爾·帕蒂說：“人們停止了提高生產率的研發，轉而集中于環境和營養學的工作。”
另外一個變化就是研究項目日益私人化。公司優先研究的是那些將激發利益的項目，而不管它是不是增進產量。比如，私人公司會開發雜交玉米而不是小麥，因為根據玉米的生長機制，對公司而言，控制玉米的種子專利更容易。
這些變化意味著糧食增產的速度開始下降。雖然每公頃谷物的產量還在上升，但其增長率的變慢，導致需求量的增長已經遠遠地超過了糧食產量的增長。根據國際科技實踐和政策中心經濟研究人員賈松·北斗的計算，全球小麥和玉米產量每年的增加率小于1%。按照這種分析，在過去的10年中，主要的三種谷物的產量都比絕大多數農業研究人員原先預計的增長速度要慢，糧食供應已經跟不上增長人口的需求，更不要說還得加上家畜和生物燃料對糧食的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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