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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伯官“漢代城址”解密:專家認定系“玄菟郡”

2011年11月21日10:40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關鍵詞： 玄菟郡 漢代 牤牛河 伯官村 甕棺葬 城墻 甕棺 2號墓 上伯官城址 官道

考古發掘現場。張文魁 攝影

雙眼灶，長19.2厘米、寬15.2厘米、高9.6厘米。

上伯官“漢代城址”解密

近來，東陵區汪家街道辦事處上伯官村西頭格外熱鬧，在考古人員的指導下，男女老少村民們舞鍬揮鎬，挖出一個個規整的“探方”，連成蔚為壯觀的一道景觀。人們不禁發問：這是在干啥？一塊醒目的牌子上，給出了肯定的答案：“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陽四環快速路BT工程六標段/上伯官漢代城址考古發掘工地”。人們還要發問：這荒郊野外的，咋會有漢代城址？這漢代城址到底是咋回事？且聽專家一一道來。

上世紀60年代，考古專家關注上伯官

東陵區汪家街道辦事處上伯官村一帶，早就進入了考古專家、史學專家們的視線。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專家們便開始探究這個村落的悠久歷史。后來，隨著上伯官村附近的一座座墓葬被相繼發現，上伯官村的身世，逐漸清晰起來。

資料記載，1963年10月11日至11月20日，考古人員在上伯官村附近，清理了6座漢魏時期的墓葬。6座墓葬分為三種形式。“1號墓”為雙室墓，平面呈“十”字形，長5米、寬3.2米，灰色繩紋磚兩橫一豎砌筑墓壁，券頂豎磚為楔形磚。墓門寬0.7米、高0.9米，拱形，門外左右有護墻。墓門前為豎穴式墓道。墓葬前室長1.4米、寬0.8米、高1.7米。主室長2.1米、寬1.05米、高1.5米。“2號墓”、“3號墓”均為長方形，南北長3.3米、東西寬1.4米。“4號墓”、“5號墓”、“6號墓”均為南北向長方形磚室墓，三墓并列，墓壁相連，墓底相通。3座墓葬均為二人合葬墓。

6座墓葬出土了銅鏡、銅鏃、銅扣漆奩、漆盒、釉陶雙耳小罐、陶罐、陶樽、陶碗、陶瓶、陶缽、陶奩、陶勺、陶盤、陶碟、陶井、陶水斗、陶灶，以及“半兩”、“五銖”、“大泉五十”等錢幣。

上世紀80年代，挖果窖現身三墓葬

1988年10月，上伯官村供銷社在院內挖果窖時，發現了一座漢墓。考古人員們清理該墓葬時，又發現了兩座墓葬。3座墓葬分布成三角形，均為長方形豎穴磚室結構，采用子母磚橫向單行疊砌而成。其中，“2號墓”為雙人合葬墓，墓長3.45米、寬近1.9米。

3座墓葬出土了56件器物，除兩枚銅錢外，均為泥質陶器。顏色有灰、灰褐、灰黑色。器形有罐、壺、奩、缽、灶、井、倉、甕、耳杯等。“3號墓”出土的兩枚“大泉五十”錢幣，是西漢末年王莽政權時期流通的貨幣。考古專家分析，3座墓葬應為東漢早期至中期的墓葬。

挪動路邊電桿，驚現無骨殖“甕棺”

2005年10月下旬，在擴路電力設施改造工程中，挪動上伯官村西側路邊電桿時，發現了兩座漢墓。

“1號墓”平面呈長方形，由墓道、墓室兩部分組成。墓道為長方形斜坡狀，末端緊接墓門。墓室平面呈長方形，長3.4米、寬1.68米、殘高0.5至1.78米。墓頂部分起券，大部分不存，惟有東、西、北三面墓室磚壁上殘留少許券頂。據此分析，該墓葬券頂應為縱向起券。墓室東壁，自下而上共8行青磚，從第九行開始起券。券頂采用長45厘米、寬18厘米、厚8厘米至10厘米的素面“子母磚”砌就。該墓葬出土了陶罐、陶瓶、陶缽、筒瓦等殘片，并出土了一枚完整的銀指環。

“2號墓”為一座“甕棺墓”。該墓葬形制特殊，僅在地面挖一個平面呈橢圓形的墓坑。墓坑長1.04米、寬0.67米，墓口距現地表1.35米至1.4米。墓坑中的葬具為“甕棺”，由陶釜和筒形器套接而成。令考古人員詫異的是，“甕棺”內并未發現人骨。1963年10月間，在上伯官村附近，考古人員就曾發掘出3座“甕棺葬”，“甕棺”內亦未發現骨殖。當年，考古專家初步認定，“甕棺葬”應為兒童墓地。“甕棺”由兩個陶釜中間套接筒形器組成。兩個陶釜完全相同，均為“泥質夾細砂紅陶”，輪制，直口，斜展沿，重唇，直肩，弧腹斜收，小平底。陶釜口徑31厘米、底徑6厘米、通高25.2厘米。筒形器材質亦為“泥質夾細砂紅陶”，輪制，直筒形，直口，方唇，器口至中間依次飾有凸棱紋、壓印條紋帶、拍印粗繩紋，筒形器內壁裝飾戳印麻點紋。筒形器口徑28.6厘米、筒身中部直徑27.2厘米、壁厚0.8厘米至1.1厘米、殘高38厘米。

村民平整耕地，露出兩座較大墓葬

2007年4月下旬，“上伯官城址”西側的下伯官村農民平整耕地時，發現了兩座形制較大的漢墓。該墓地位于下伯官村西南臺地上，南距“沈撫公路”1公里；西距沈陽市區20余公里；東距“上伯官城址”約兩公里。

經考古工作者發掘，兩座漢墓形狀相似，墓底深度相差約1.2米。“2號墓”建于“1號墓”之后。“1號墓”較大，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以及東、西耳室組成。墓道為階梯狀，保存較好，殘長約4.2米、寬約1米。甬道長約0.9米、寬約1.4米，已嚴重破壞。墓室主體呈“T”形，南北長約7.4米、東西長約8米。后室有兩個早期盜洞，以致墓內隨葬品較少，而且嚴重破碎，可辨器形有陶俎、陶瓢、陶槽、陶器座、陶灶、陶樓等。墓葬內散落的白灰塊上，還有彩繪的痕跡。這些白灰塊應從墓頂上塌落下來。

“2號墓”亦呈“T”形，但僅有前室、后室，未見隨葬遺物。

專家認定，“上伯官城址”為“玄菟郡”

“上伯官城址”所在地的東陵區汪家街道辦事處上伯官村，地處沈陽與撫順之間，“沈撫公路”從城址南側0.5公里處通過。城址東側緊依牤牛河，北為渾河支流二道河子。由于河水長年沖刷，城址東側、北側遭到破壞，早已不見城墻址，形成高約6米的斷崖。斷崖上露出大量的兩漢、魏晉時期的文化遺存。城址西部、南部城墻早已夷為平地，但城墻夯土基礎尚存，村民在城墻夯土基礎上建房，不用打地基。從地表觀察，現城址內外高差約1.5米。城址內業已被村民房舍覆蓋。

該城址內的古街道主要有東西向、南北向的十字街。修筑“沈撫公路”之前，東西向街路是一直通向撫順的“官道”。從道路和村內自然格局分析，該城址原應有東、西二門。城址南墻中部，與南北向街路相通的出入處，應為城址南門遺址。因河水沖刷破壞，北門遺址位置已無法認定。經實測，城址現存南側墻址殘長326米，其中，南門至西墻址為200米。東側城墻址殘長537米，其中，“官道”至南側城墻址為370米。該城址原為長方形，南北稍長，其周長約2500米，應有3座或4座城門。

該城址內漢代文化遺存十分豐富，文化堆積層厚達1.5米左右，土質灰黑，內含大量的繩紋筒瓦、板瓦、磚等建筑材料。生活器具多為細泥灰陶，有罐、甕、壺、豆、盆、甑、瓶等，火度較高，器具除素面外，大多為繩紋、弦紋等紋飾。其中，一塊陰刻“廿六年”字樣的細泥灰陶“陶量”口沿殘片，為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度量衡時，頒行天下的標準量具。該“陶量”在此間出土，標明這座城池在歷史上的重要位置。

該城址周圍，分布著許多兩漢、魏晉時期的墓葬群。已發現的墓葬多為券頂磚室墓，有單室、雙室、三室墓葬，以及“甕棺葬”。墓葬中隨葬品有細泥灰陶壺、鼎、豆、耳杯、瓶、罐等，以及成組的青銅器、銅鏡、琉璃耳珰、銀手鐲等。這些墓葬的主人，均為當地的居民和官員、官兵。

該城址的名稱，歷來眾說紛紜。通過考古人員對該城址實地調查，從其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等諸多方面分析，并參照古籍文獻進行考證，認為該城址地理位置險要，交通方便，西南至遼陽(遼東郡治襄平)約100公里，與《吳書》記載的“玄菟郡在遼(遼東郡治襄平)東北，相去二百里”相吻合。《晉志》記載，玄菟郡為漢代設立，統領望平、高顯等三縣。經考古專家考證，玄菟郡為東漢安帝設置，所轄望平縣城遺址，在新民前當鋪大古城子，距玄菟郡城址西約65公里；高顯縣城遺址，在蘇家屯區沙河鄉魏家樓子，距玄菟郡城址西南約31公里。《中國歷史地圖集·說明書》記載，沈陽以東，撫順以西，上伯官屯附近的古城址，為玄菟城遺址。玄菟郡再次遷徙的郡治，就在此地。由此可見，“上伯官城址”，便是玄菟郡的三遷址。

東漢安帝永初四年，便有“玄菟”字樣記載

“《資治通鑒》卷第四十九，漢紀四十一，孝安皇帝”，東漢永初四年(110年)九月、元初五年(118年)六月的記載，均提及“玄菟郡”。由此可見，東漢安帝時期，便在遼東地區設置了“玄菟郡”。

據了解，眼下，考古人員們在上伯官村西頭考古發掘，主要尋找這座漢代城址的城墻遺跡。目前，該城址的南城墻西端夯土基礎已被發現。尋找該城址城墻遺跡的艱苦工作，仍在進行之中。

返回頂部文章來源： 沈陽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