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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一個人的大事記尋覓記憶深處的流年碎影
1921年出生，陜西省扶風縣人。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后在延安陜北公學學習。1955年至1964年，任文學研究所黨總支書記、辦公室主任。1964年后，任外國文學研究所黨總支書記、副所長。1977年后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黨組書記、所長。
-編者按
本文作者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長期擔任文學所黨政領導職務，現已年近九旬。近幾年來在女兒王素蓉的幫助下，他根據掌握的材料、個人記憶和走訪，陸續寫完三、四萬字的“文學所大事記”。因版面限制，本版選取部分內容。讀者朋友可以從中看到，中國最高文學研究機構在幾十年政治風雨侵襲下曲折坎坷的行進痕跡。
-鄭振鐸所長對這場批判運動頗感意外
1953年
文學所于1953年2月22日，經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決定正式成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創建的國家的第一個文學研究專業機構。任命鄭振鐸為所長、何其芳為副所長。不久，周揚通知何其芳：他已和北大領導談好，文學研究所附設北大。黨政領導方面，由北大負責文學所黨團日常生活及職工工資、宿舍、辦公用房等，都由北大解決。所的方針任務的確定，高級研究人員管理由中宣部負責，文學所不承擔教學任務。
所領導對所內專家大都比較熟悉，其中有不少是鄭振鐸的老朋友，很自然了解他們的學術特點和重要性。對他們的工作，根據他們的專長和自愿做了精心安排。如：在古典文學方面，王伯祥選注《史記》、余冠英選注漢魏六朝散文、詩等。俞平伯到所后，鄭振鐸即建議他繼續研究《紅樓夢》，并給他提供資料，還配了助手。吳曉鈴選注《西廂記》、《元曲》，并協助鄭振鐸主編《古本戲曲叢刊》。在外國文學方面，根據部分研究人員的專長，安排他們從事研究或做翻譯。唯獨錢鐘書例外。錢先生精通英、法、意等七國語言，繼續研究外國文學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鄭振鐸認為他在古典文學方面造詣很深，希望他在這方面發揮作用。《宋詩選》即是鄭先生給他的具體任務。后來錢先生說，假若沒有鄭先生的指示，我是不會擔任這樣任務的。
重視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是所的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何其芳帶頭認真學習，理論聯系實際，結合自己思想改造的經歷，在小組會或全所大會上談自己的體會。鄭振鐸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工作和學習，受到黨的教育，他也在所的各種會議或老專家交談時，談自己學習的體會。
1954年
10月，在全國開展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中的問題時，調子越來越高，已經有把學術問題當作政治斗爭，并加以尖銳化的傾向。鄭振鐸所長對這場批判運動，頗感意外。俞平伯是他的老友，是他請俞先生到文學所工作的；進所后，又是他請俞先生繼續研究《紅樓夢》的。俞先生如果有錯誤，自己也有責任。
何其芳組織全所科研人員學習毛主席關于《紅樓夢》問題的信。從11月25日至12月17日，全所批判會共開過六次。何其芳堅持發揚學術民主，要求大家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及有關著作進行全面分析，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方法開展討論。在會上，也一再請俞平伯先生發表自己的意見。
在全國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期間，俞先生仍然受到全所同志尊敬，他繼續校勘《紅樓夢》工作。校本完成后大量出版，據統計到1962年《紅樓夢》印數有14萬部。
12月20日至30日，全所結合《<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所領導召開一系列會議，對所的方針、任務、工作進行了檢查和批評。群眾指出，所領導“片面強調系統研究，忽視有關現狀研究工作”，“脫離實際，脫離政治”，“沒有反映出過渡時期的歷史特點”等錯誤傾向；又批評何其芳對老專家“片面強調團結、照顧”的右的思想。
1955年
5月13日，《人民日報》開始連續公布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在《文學研究所今后各組工作計劃要點》中，對胡風問題，指出“反馬克思主義傾向。”
6月，文學所由何其芳、毛星、蔡儀、楊思仲等七人為首對胡適進行研究、批判，并在這一年7月出版的第一期《文學研究集刊》中發表了幾篇批判胡適的文章。
1956年
1月3日，何其芳召開有各研究組長參加的所務擴大會議，討論和通過了《關于發展文學科學和培養文學研究人才的十二年計劃的初步意見》及《文學科學遠景規劃》(草案)。
1月14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
為了貫徹中央關于知識分子會議的精神，中國科學院發出關于實行晉升職稱、升級制度的通知。當時，由毛星和王平凡按照通知的要求，作了具體準備，向兩位所長和所領導小組同志作了匯報。根據所領導的意見，我們提出定研究人員職稱的初步名單，其中一級研究員有：錢鐘書、俞平伯、何其芳(何將他自己一級改為二級)。我們在征求學術委員會意見時，黨外專家提議：給俞平伯定二級，何其芳認為應定一級。后來，在學術委員會討論評定職稱時，何其芳懇切地說：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而且在社會上是有影響的，應定為一級研究員。他是我的老師，老師定為二級，而學生卻定一級，這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因他受了批判，而影響晉升職稱。
4月26日，由所務會議討論通過了所學術委員會的名單，有：鄭振鐸、何其芳、錢鐘書、羅大岡、蔡儀、余冠英、楊思仲、卞之琳、李健吾、賈芝、毛星、力揚、王燎熒。
5月26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作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其中有一段是指在批《<紅樓夢>研究》問題時，曾經有人在報上指責俞平伯先生壟斷古籍，何其芳為此專門做了調查，證明并不符合事實，后來他特地給陸定一寫信，要他在“雙百”方針的報告中，替俞平伯做些必要的解釋。這段話是何其芳在原稿加上的。
11月24日，在《文學研究》籌備中的第一次編委會議上，何其芳提出：“我們希望，這個刊物能把專家的稿子都發表出來，本著百家爭鳴的方針，拋掉那些清規戒律。”
-何其芳對鄭振鐸也成了批判對象，感到吃驚
1957年
4月6日，《文學研究》創刊。何其芳提出，要辦成“專門學術性的刊物”。
4月27日，整風運動指示發布后，文學所黨組織召開黨內外群眾座談，歡迎“鳴”“放”，幫助黨整風。
7月4日，何其芳向黨支部全體同志傳達黨中央關于反右派斗爭的指示精神。他結合不久前關于學習知識分子政策問題的總結說，我所知識分子隊伍基本上是好的。我們主要是學習，受教育。他根據文件精神，提出“批判右派，不要具體點名，要進行說理批判。”后來，把何其芳的講話當作右傾思想，受到全所批判。
在上級黨指示和群眾批評下，何其芳代表所領導小組在全所檢查右傾思想。經所內外群眾揭發批判，有8位同志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荒蕪、高光啟、盧興基、張國玉、高國蕃、楊思仲、霍應人、王智量)。有的黨團員也受到不公正的黨團紀律處分。
誰能想到右派分子中，竟然有現代文學組組長、所領導小組成員楊思仲(陳涌)。
7月下旬，《文藝報》一位副主編寄來揭發材料，說：“右派分子”馮雪峰在《文藝報》座談會上有“現行問題”，楊思仲在會上有“大變動的前夜”等右派言論。隨后，作協領導劉白羽到文學所找何其芳、毛星談楊思仲在《文藝報》及與馮雪峰要辦同人刊物等右派活動。
8月2日，文學所召開批判“右派”楊思仲大會。會后何其芳問鄭振鐸有何意見？鄭先生坦率地說：楊思仲除了他和馮雪峰的關系外，我聽不出他有什么右派言論。至于馮雪峰問題比較復雜。我在作協批判馮雪峰反黨問題時，沒有發言，也沒有寫文章。馮雪峰是我的老朋友。他嘆了一口氣，用他的習慣語言說：我的新朋友楊思仲怎么也成了右派？他建議不要再批判了。
不久，中宣部討論文藝界反右問題。會前，毛星給周揚寫信：楊思仲參加革命很早，是黨培養的文藝干部，應該全面地看，他是一貫忠于黨的，不應當劃為右派。在會上，為楊思仲問題爭論激烈。何其芳從延安魯藝、馬列學院到文學所，全面講了楊思仲的情況，要求不要劃為右派。劉白羽說：“楊思仲不定右派，《文藝報》就沒有一個右派了。”隨后，中國科學院黨委通知文學所召開支部大會，宣布開除楊思仲黨籍。決定一經宣布，在場的《文學遺產》主編陳翔鶴失聲痛哭，表示不理解。
1958年
4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文學所民間文學組與民研會積極投入收集民歌及民間文學等。
8月，何其芳、唐棣華到河南參觀“詩村”。這是當地“大躍進民歌”搞典型的一個村，早已實現了“詩化”，人人做詩，天天做詩，名聲很大。說要出幾個李白，幾個郭沫若。何其芳對這種做法表示懷疑。他回所后，向所里介紹時說：這是浮夸風。
8月6日，召開第四次所務擴大會議，討論“十一”獻禮，計劃出四十本書。
全學部響應中央號召，開展“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文學所專家錢鐘書、孫楷第、李健吾、楊季康等受到大字報的點名批判。何其芳看到，老所長鄭振鐸竟然也成了全所批判對象，感到吃驚，不同意這種作法。他在所務會議上提出，對鄭先生批判一周。對鄭先生的學術思想批判，在10月中旬只開過三次批判會。這時，鄭先生正忙于準備出國，但他還是積極參加了會議。他于10月8日召開全所大會，在會上帶頭作了自我批評。對錢鐘書、孫楷第、李健吾、楊季康等學術批判，只限在古代組、西方組進行。
10月17日，鄭振鐸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團團長，去阿富汗、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訪問，后因飛機失事，在蘇聯上空遇難。這是中國文化界一大損失，更是我們文學所的重大損失。
文學研究所成立以來，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對正常開展科研工作十分不利。如何辦所、辦刊，是全所關心的大事。毛星根據他在所幾年工作中的體會，1958年在總結經驗基礎上，曾經提出改進工作方案，受到所內同志們的歡迎。但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卻有人把這個工作方案當作所謂“五字憲法”批判，認為這是“違反總路線的綱領”，是“毛星右傾思想的一種具體表現”。
-全所群眾運動以來向何其芳貼出120張大字報
1959年
2月23日，何其芳、毛星向周揚請示，文學所和刊物如何糾“左”。
3月6日、11日，先后召開黨內會議，何其芳說：“這次開所務會議所以請副研以上參加，主要是要求大家寫文章，展開辯論的風氣，特別是被批評的本所同志，如孫楷第、錢鐘書、楊季康、李健吾，都可以寫文章。”
7月6日，何其芳同志被任命為文學所所長。
9月22日，反右傾運動在文學所開始，何其芳、唐棣華在支部會上第一次自我檢查。唐棣華是被康生點名批判的。
1958年，中央為了加強中國科學院各研究所黨的思想工作，調了一批局級干部擔任各所黨的領導工作。調化工設計院院長唐棣華到文學所擔任副所長。唐棣華思想作風正派，精明能干，富有黨的工作經驗，是何其芳領導工作的得力助手。但是她的丈夫黃克誠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有關方面要她揭發交代黃克誠問題。康生在她的檢查材料上批道：絲毫不觸及黃克誠勾結彭德懷陰謀篡黨這個要害問題。10月14日，唐棣華在支部大會再作檢查。10月19日、20日，支部大會揭發、批判唐棣華的右傾機會主義，被定為“嚴重右傾”，并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1962年4月25日，學部分黨組會議，決定取消唐棣華嚴重右傾的結論和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在唐棣華受批判期間，何其芳對她仍然充分信任，向黨內外宣傳延安整風精神，正確對待受批評的同志，為唐棣華順利工作創造條件。這種堅持原則愛護干部的精神，至今回憶起來，還是感人至深的。
10月下旬，運動重點開始轉向何其芳、毛星等。
11月9日，何其芳在支部大會再作檢查，他說，現在看來自己的問題是：“一.封建階級在野派、隱逸派的清高思想；二.資產階級影響;三.個人主義的東西還沒有肅清。”世界觀上“主要是唯物主義的經驗主義。”同日，毛星、蔡儀也作了自我檢查。
12月，全所群眾運動以來就向何其芳個人貼出120張大字報，指出何其芳在工作中根本違背黨的總路線，在一系列方面都表現出右傾機會主義，并尖銳地提出他的整個文藝思想是修正主義。
12月14、17日，何其芳先后在領導小組擴大會和十七級以上黨員會議上作檢查并作說明。
1959年春天，中央交給文學所一項任務：從中國歷代筆記小說中，編選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同年夏天，這本書基本編成。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選了這本書的一部分故事，印發給到會同志。
1966年，這篇序言在修改過程中的一些小事傳出后，卻構成了批判的把柄。問題出在謄寫過程中。毛澤東在一處加了一長句：“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歡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何其芳在謄抄到“光昌流麗”四個字時，覺得非常精彩，但沒見前人這樣用過，為慎重起見，就通過電話詢問俞平伯。得到肯定答復后就繼續抄上去，這種在編審工作中常遇到的事，當時卻變成了“懷疑偉大領袖毛主席，相信反動學術權威”的“罪行”。為此，何其芳等在一片“打倒”聲中遭到長時間嚴厲地批判。
1960年
三年“大躍進”造成嚴重經濟困難，機關職工生活只能以“瓜菜代”。經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與黑龍江領導聯系,調了一批馬哈魚、黃豆等補助高級知識分子。又從內蒙古調一批牛肉分給高級知識分子。文學所領導派人到北京郊區大興縣、河北昌黎縣昌黎公社建立基地，解決職工生活困難。
在反右傾整風運動后，何其芳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根據中宣部領導的指示，增加了一些新的任務。經所務會討論決定，所的重點科研項目：㈠編寫《文學概論》(蔡儀主編)；㈡編寫《中國文學史》(余冠英主編)。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唐弢主編)。
文學所的科研工作，并未因反右傾整風而全部停頓下來。何其芳同志利用時間，多次和古代組商討編寫《中國文學史》的問題。
2月8日，周揚到文學所講話。周揚針對群眾運動中對何其芳全面否定的看法講道：“領導同志在文章里、言論里表現了若干資產階級觀點，或者修正主義傾向，但還不能說已經形成了修正主義的體系。修正主義是敵對的，如對新的文學估計不夠，熱情不夠，這是錯誤；對資產階級文學，感情上有聯系，因為自己身上有舊的思想感情，但文學所的領導同志，不是對新文學采取敵對的態度。”
8月至9月，領導小組討論所的方針任務及整改方案。何其芳說：“研究工作是否還提為階級斗爭服務？我們的工作做好了，也就是為工農兵服務。”
1961年
1月4日，毛主席為《不怕鬼的故事》序文修改在接見何其芳時曾問道：“你是不是也被辯論過？你服不服？”(指1959年受批判)何答：“許多意見都是有道理的，對的。”毛主席繼續問：“你現在還有威信嗎？還能工作下去嗎？”何答：“還可以工作下去。文學所的同志過去可能有些盲目信任我。經過這次運動，大家對我的錯誤能辨別了。以后我正確的他們就相信，不正確的他們就不相信。”毛主席說：“你比在延安時候書生氣好像少了一些。”
2月，何其芳又一次主持制定《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方針任務》，提出建立“具有我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科學”。
11月8日，何其芳根據“文藝十條”又制定了《改進文學研究所工作的意見(初稿)》,強調學術問題“不進行群眾運動方式的批判”，強調對“批評和反批評一視同仁”等。
-何其芳刪去批判《海瑞罷官》文章中的關鍵詞
1962年
5月9日，所內傳達周揚的講話，主要是說：研究所要以研究為主，要寫出東西，出人才。并說：各種研究成果都要鼓勵，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著作可以出。教條主義也要反，簡單化的方法本身是教條主義，反了教條主義，革命才能勝利。
12月24日，中宣部召開學部各研究所工作座談會，學習貫徹十中全會精神。周揚說：“定一同志講，學術問題不要搞得很嚴肅，搞得很緊張，學術和政治還是要分開。”
1963年
4月，中宣部召開文藝工作會議，何其芳、毛星、賈芝、陳翔鶴等參加。會上反對柯慶施提出“寫十三年”的倡議，認為柯慶施“不懂文藝”、“簡單化”“挫傷了作家”的“積極性”，針鋒相對地提出“要寫四十年(指五四以來)”，“寫一百零五年”，“不要太狹窄，要多樣化。”
5月17日，何其芳在學部分黨組擴大會議上作“五反”運動的檢查。
6月，陳翔鶴經何其芳同意，正籌備改變《文學遺產》的內容，使之成為包括中外文學遺產的刊物，《光明日報》突然向何其芳表示要撤換現任主編，另請余冠英擔任主編，何其芳、陳翔鶴都不同意報館的意見。經何其芳考慮后，便決定將《文學遺產》交給《光明日報》自己去辦。陳翔鶴另編文學所的《文學研究集刊》。
1964年6月《文學研究集刊》第一輯出版，因故而未出售。
1964年
3月23日，何其芳在領導小組擴大會上強調：“光學《毛選》是不夠的，要學‘馬恩’的東西，才能很好地理解主席著作。”
3月，由唐弢主編的《現代文學史》(討論稿)內部印刷出版。
10月，周揚指示：在文學所建立“評論”小組，何其芳任組長。
1959年，在何其芳同志的倡議下，由葉水夫同志牽頭，編輯出版了兩輯《蘇聯文藝理論譯叢》。從1961年起，以《現代文藝理論譯叢》增刊的名義，出版了《外國文學現狀》，不定期，后改為周刊，每期幾千到一萬字不等，內部發行，
1965年
2月26日，何其芳去安徽“四清”。
6月1日，何其芳等人自安徽回京。
6月16日，周揚到文學所座談，強調要搞“大中型”的研究項目，這是關系“文學所的存亡。”
7月，何其芳四清回來后，周揚指示幫助林默涵抓一部分評論組工作，負責“批判”田漢、夏衍小組。
7月30日，何其芳向所內干部傳達周揚指示：“對夏衍的《賽金花》可作為三十年代作品重新評價，不是批判”；“對夏衍的《電影論文集》和田漢創作要重新評價”；并要“轉入正面評價。”
10月25日，學部傳達周揚講話，其中說要“提倡個人創作，給予自由，不搞小偷小摸人才。”
1966年
2月，文學所成立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核心小組”。何其芳說：“我們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我們解決尖端問題，”即“清官”問題，“道德繼承問題”等；又說“討論的發展，將來很難說現在支持姚文元的就對，反對姚文元的就錯，把問題說得太死，以后不好辦。”何其芳對《文學評論》發表一篇批判的文章中有關“罷官”部分加以刪改，將原稿中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廬山會議”等關鍵詞全部刪去。
作者：王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