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昌：不能不明不白
86歲的徐國昌非常正式地穿著筆挺的條紋黑西裝,系著領帶。高高瘦瘦的他在一群南社后人中,顯得很特別——特別安靜甚至有些落寞。
他的外祖父是高旭(高天梅)。雖然也是南社創始人,但最終他被社友們開除了。原因是他參加了曹錕的賄選案,是“豬仔議員”。
家族的恥辱
徐國昌的成長記憶中,基本沒怎么聽說大人說起過外祖父。但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外祖父取的。
徐國昌生于1923年,就是在那一年,身在北京擔任眾議員的外祖父高旭,深陷曹錕“賄選門”,被認為是接受了曹錕賄賂,助其成為總統,是“豬仔議員”。一時間,輿論嘩然。柳亞子帶領社員發表公開文告,宣布將他開除南社。
高旭沒有做任何辯解,黯然離京,回到上海金山張堰老家,郁郁寡歡,以酒消愁。
這一年高旭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可能就是徐國昌的出生。他親自給大女兒的第一個孩子取下“國昌”這個名字,寄托的他對國家昌盛的希望。
兩年后,終日以酒為伴的高天梅,患上傷寒癥去世,年僅49歲。
懂事后,徐國昌才意識到,外祖父似乎是全家人心中的一個痛。母親這邊的家人:大舅,小姨,基本很少提起他,提起也頗多抱怨。
外祖父去世后,家道就中落了。大舅是個從小就跟著外祖父為文寫字的書生,身體不好,也不怎么懂得經營祖業——但家人似乎都認為高家這一支之后的一蹶不振,是因為高旭。現在高旭的一個孫子,也就是徐國昌的表弟就住在老家,“但我這個表弟幾乎就不提他祖父。”
前些年徐國昌的小姨去世的時候,他還聽到小姨對父親還是有諸多抱怨,怨他讓子女從此在外都抬不起頭。
1980年起,徐國昌開始做一些南社的研究工作。一開始,徐國昌寫介紹外祖父的文章,在外界業已形成的定論下,他也會大義滅親地在文章最后對“失去氣節”的外祖父進行無情的批判。
不能不明不白
身在臺灣的一個高家親戚——詩人高,看到徐國昌“罵”高旭的文章,也寫信來回“罵”——作為自家人,怎么能罵祖先呢?你了解你的祖先嗎?你能證明他是投票給曹錕了嗎?
這句話驚醒了徐國昌。
證明,是他大半輩子都不會忘記的疼痛。徐國昌自己,也很在意被證明是個“好人”。
在徐國昌個人文件中,有一張紙,他收得特別好。那是一張1979年開出的《關于徐國昌同志錯劃為“右派”問題的改正決定》。
這張紙上寫著,“徐國昌同志在整風鳴放中沒有右派言論,系屬錯劃,決定予以改正”。這個證明他清白的決定,他等了整整22年。
1946年,徐國昌復旦大學政治系畢業。當初考這個大學,就是看中這個學校有很多愛國老師和學長。由于看不慣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他沒有像其他同學去當“公務員”,而是想為這個貧弱的國家干些實事。于是他在同學的推薦下,來到江蘇鎮江西郊的“益民種場”,為農場工作,一干就是一輩子,直到1975年因傷病休。
但在1957年“反右”的時候,他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62年,他被摘帽成為“摘帽右派”,工資降了兩級。不再從事文職工作,必須下地干活。
直到1979年的證明,他才重新成為“好人”。
被臺灣的親戚“痛罵”之后,徐國昌開始認真地考慮,外祖父高旭是被冤枉的嗎?
名節的證明
事實上,并沒有絕對的證據證明高旭參加了賄選。徐國昌興沖沖地把自己的想法和其他家人說,他甚至動員退了休的畢業于吳江大學學文科的高天梅的孫女也來做這方面的研究,但她絲毫提不起興趣,認為他也是多此一舉。
“整個家族,似乎只有我一個人不相信外祖父參加了賄選。”徐國昌還是決定親自去尋找證據。
有志者,事竟成。前些年,徐國昌碰到南社研究專家郭長海,他和郭聊天,偶爾說起臺灣高的說法,郭長海很贊同,郭長海說自己發現,其實,高旭在北京期間,發表的大量文章,都是指責和反對曹錕的。
徐國昌干脆牽線,讓郭長海和高也聯系上。
這樣,在幾個人的共同努力下,郭長海在翻閱舊時《申報》時,找到了選舉前高旭寫給金山教育工會的一封親筆信。信的內容完全是指斥曹錕,并說明自己之所以待在北京,就是想盡力把國會遷到南方,擊敗曹錕等人的陰謀。
可惜,這封信直到1924年3月24日才刊登在《申報》上。那時,柳亞子已發表聲明,不再承認高天梅的社友資格。
有這些,徐國昌相信,外祖父賄選很可能是個冤假錯案,他相信外祖父始終和他詩文中所寫的那樣愛國、排斥專制。可能因為斗爭方式的不妥,導致了失敗,但他的失敗也是有價值的,至少告訴人們,在錢袋子和槍桿子被軍閥掌控的時代,利用議會斗爭是不會成功的。
(本文來源：中國周刊作者：鄧艷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