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君甫的最后時光
與安娥有淵源關系的“維一”先生在2003年透露，鮑君甫一家在上世紀50年代后，與安娥有過通信，這些信件讓我們得以大致地描繪出鮑的際遇。
1951年，應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長鞠華的要求，陳賡將軍曾為鮑出過證明:“據我所知，鮑確系一九二七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系，一九三一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系，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我同獄，此時表面上還好，以后任偽中央感化院院長，據說表現不好，其他詳情不知……”陳賡當時確實無法得知鮑君甫的實情，但一直牽掛著他。1952年11月，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山證明:“鮑君甫在大革命后對我黨的保衛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負責同志……”信中說:“我與陳賡同志商量給鮑作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1956年3月，南京軍區派人送鮑去北京，鮑在北京見到了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
北京之行后，鮑君甫與安娥有了通信。其中4月22日的信中寫道:“式沅同志:握別以來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寧后即舊疾復發，現仍在時止時發，以至稽延奉書甚引為歉。這次在京蒙賡兄的多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處非筆能宣。回思昔日舊雨都能表見在時代尖端，能無愧煞！并承老友們的沖襟容納涵蓋多方至渥，蒙黨和政府的優遇，五內交縈，愧慚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贈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誼隆情何以為報？惟有決心黽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遠不遺，尺素時惠，即無任感禱之至，肅此略布謝忱并致敬禮。”
由于陳賡等人的關照，鮑君甫有了一定的收入，但生活仍感窘迫，1956年12月，鮑君甫曾向安娥求助冬衣。但安娥突發腦溢血，乃由其子田大畏先行給鮑家寄去3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后，安娥陸續給鮑家寄送生活用品，并特別給鮑君甫的小女寄去自行車一輛，深情厚誼，于此可見。鮑家與安娥直到1963年上半年還在時斷時續地通信，相信這對鮑君甫是莫大的安慰。但1963年12月，安娥的丈夫田漢受到嚴厲批判，此后兩家的命運可想而知。“文革”中，有人想通過鮑君甫整陳賡等人的“黑材料”，鮑君甫不予“配合”。1969年，鮑君甫去世。
鮑君甫妻譚秀珍，育有2子、4女，長子早夭，次子國良，長女瓊音，次女美云，三女雪波，小女小萍。
文/桑曄 摘《現代快報》 蔣紅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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