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部最大的廣場——重慶三峽廣場將三峽景觀、歷史文化名人等溶于一體，成為市民休閑觀景的文化藝術廣場。圖為巴文化雕刻。 中新社資料圖發 雷鳴 攝
日前，一條振奮人心的消息從重慶市涪陵區考古發掘現場傳來：山東大學三峽考古隊從兩座保存完好的戰國和西漢墓葬中，發掘出土100多件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為古代巴國和西漢巴渝地區的歷史研究提供了一批具有特種價值的實物資料。這是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繼重慶萬州余家壩重要發現之后在三峽考古中的又一重要收獲。
這些收獲為什么那么重要？主持此次考古發掘的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方輝率隊不遠千里奔赴重慶，這趟追尋之旅將掀開長久以來蒙在巴文化上神秘面紗的一角。
帶著問號奔三峽
2007年春，方輝受重慶市文化局三峽建設委員會委托赴涪陵區進行考古發掘。接到通知，方輝希望能發掘到年代稍早的巴文化遺址。這固然是因為個人專業方向屬商周考古，他總是感覺川東的巴文化資料十分貧乏；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幾年前他曾經在萬州大周溪遺址發掘，那處遺址既有屬于漢至商朝的墓葬，又有一些商至西周早期的遺物，唯獨缺少處在強盛階段的東周時期巴文化的遺存。
3月中旬，方輝率考古隊初到重慶，便參觀了三峽博物館。他特別關注近年來考古學界在巴文化探索中取得的成果。“透過那一組組、一件件來自涪陵小田溪、忠縣哨棚嘴等遺址出土的遺跡遺物，你分明可以感受到兩千四五百年前，巴人在峽江這個自然條件并不太優越的地區披荊斬棘、適應自然的開拓精神。”方輝深有感觸地對記者說。
巴人從何而來？始祖是誰？商代甲骨文中提到了“巴方”，一般認為這是商代巴人建立的一個方國，曾是商王朝征伐的敵對勢力。周人滅商時跟隨武王伐紂的彭國，有人認為就是巴人建立的國家。武王滅商后，“以其宗姬封于巴”(《華陽國志·巴志》)。關于巴人起源的看法有多種版本：《山海經·海內經》記載的巴人源自東方的太昊；《華陽國志》則認為巴人乃黃帝之后。現代史學家認為，巴人早年生活在鄂西，大約在史前時代的后期遷入峽江地區。考古發現表明峽江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居住，因此巴人的入遷是部族之間的一次融合。
巴文化與華夏文明究竟是什么關系？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方輝，他熱切盼望三峽之行能帶給他更多巴文化的信息。
巴文化驚現涪陵江
考察剛剛進行，方輝的腦海里已經有了開展工作的具體設計。沿涪陵江小范圍調查時，一處舊房址周圍剛剛刨出的一堆碎陶片吸引了考古隊員的目光。用這些碎陶片隨手拼合，竟能拼成大半個陶罐。而陶罐的質地、顏色、紋飾和造型告訴他們，這件器物的年代約為戰國時期。這說明附近必定有這個時期的文化堆積。方輝興奮極了：“如果推斷無誤，我們就可能與處于尾聲階段的巴文化不期而遇。”
既然陶罐保存程度如此完好，那么它出自墓葬的可能性極大。隨葬品已經被翻動上來，說明這座墓葬已遭到了擾動。尋找出土陶罐的那座“殘墓”，成了當務之急。
“殘墓”的出現帶來了另一個出乎意料——它被其北邊的另一墓葬“打破”(考古學術語，指文化遺跡之間的層位關系，可用來判斷遺跡之間的相對早晚關系)。方輝和伙伴們將兩座墓葬分別予以編號，稍晚的墓面積更大，為三號墓，被“打破”的為四號墓。
隨著發掘工作的進展，方輝他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驚喜：兩座墓葬規格之高、面積之大、質量之精，在峽江地區考古中尚屬少見。方輝提供的“匯報材料”中記錄：三號墓東西長6.2米，南北寬4米，共出土各類隨葬品79件，其中陶器有大小不等的罐、釜等，銅器有鈁、盉、勺、鏡等，器形有璜、帶鉤、料珠和料管等。四號墓東西長4.7米，南北寬2.7米，雖早年遭受盜掘，仍出土了包括青銅器、玉器和陶器在內的隨葬品39件，其中陶器有罐、釜等，銅器有鼎、圓壺、鈁、盉、釜、甑、匜、勺、鏡、劍和帶鉤等，玉器則有璧、璜和玉具劍等。大量精美珍貴的墓葬品令人們目瞪口呆，它們將古老而光輝燦爛的巴文化展現在現代人面前。
印證華夏民族多元性
高明的考古專家，能將“死”的墓葬品看“活”，能從簡單的文物中“解讀”出豐富的內涵。
方輝指著挖掘出的部分器物向記者介紹說，兩座墓葬形制相近，雖然存在早晚關系，但從隨葬物品特點觀察，二者年代相差不會太久。四號墓的墓主人應該是巴國的一位高級貴族。該墓出土的器物，如銅盉、玉璜和玉帶鉤等，具有戰國時代的特點，但銅器中的鈁、釜甑等，則是西漢時期的典型器物。由此推斷，四號墓埋葬年代大致應為西漢早期。從隨葬品組合中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巴地的文化在全國進入大一統的歷史背景下所體現出的趨同現象。如禮器中的銅鈁、銅盉組合，與全國各地的造型幾乎雷同。
不過，在墓葬中我們也能看到文化上的合而不同。比如出土的一組由銅鈴、銅璜、料珠和蓋弓帽等組成的棺飾(即裝飾在棺外邊的裝飾品)，其中的銅璜8件，造型模仿的是玉璜。玉璜是人身佩帶的裝飾品，內地玉璜有雙獸首或雙龍首的，年代可追溯至史前時期，但四號墓出土的這一組銅璜卻為雙虎首，這使人聯想到巴人崇虎的習俗。據《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巴人傳說中的始祖叫廩君，“廩君死，魂魄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以前學者們認為，春秋時期巴人銅劍上所裝飾的虎形紋飾與巴人的虎圖騰崇拜有關，從雙虎首銅璜棺飾來看，這一習俗一直持續到漢代。
三號墓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戰國晚期。此時雖然巴人尚未歸于統一的秦王朝統治之下，但墓葬反映出的文化面貌已較多地反映出巴文化受楚文化和秦文化影響的痕跡。墓葬中出土的玉璧和龍形玉佩，體現的不只是人體裝飾習俗，而且是深層次的信仰理念。
“考古學上的文化，是特定地域、特定時間由特定人群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的總和。用這個定義去界定實際發現的考古遺存時，常常會發現這種純粹的、過于理想化的‘文化’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方輝告訴記者，“巴人和巴文化，其本身就是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混合體，并隨著華夏族的一體化，最終被融入到多元的華夏文化之中。巴人族源來自太昊或黃帝的傳說，反映的就是古代時期巴人對自身民族和文化的認同。華夏民族猶如眼前的這條長江，而古時眾多的族群就像被她吸納和融合的眾多支流，眾流歸一、奔騰不息。”(趙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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