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氣爽時節，中日兩國專家、學者相聚北京，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30周年，并就30年來中日關系的經驗和教訓進行認真總結，共同探討實現兩國關系美好前景的良策。9月27日和28日舉行的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國際合作局聯合主辦，匯集了中日學術界精英。兩國與會專家分別就政治安全、經貿科技和社會文化展開討論。社科院副院長武寅在開幕致詞中表示，中日兩國的政治、外交和學術研究，都應該把如何推動中日友好和共同利益作為首要課題，而不是給中日關系設置障礙。
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為研討會致詞時表示，中日關系最終取決于獲得兩國國民支持的多寡，目前最需要的是兩國知識分子間高質量、深入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認識。
1978年10月23日，中日關系更上層樓
1978年10月23日，是中日關系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
這天上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互換儀式在東京日本首相官邸舉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與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互換儀式。中國外交部部長黃華和日本外相園田直分別代表本國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上簽字。從此，《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生效。
簽約曾因“反霸條款”受阻
從中日復交到簽署和平友好條約，整個過程花費了整整6年時間。
1972年中日關系實現正常化后，人們普遍認為，根據《中日聯合聲明》的規定，緊接著應該考慮早日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特別是1973年中日航空協定簽署后，兩國關系的熱點逐漸轉向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上來。
劉德有，中華日本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中日關系史學會名譽會長。上世紀70年代，他作為新華社記者在日本常駐，有機會了解條約談判過程中的一些細節。他透露，日本在條約中拒絕寫進“反霸條款”，是簽約的阻力之一；而日本政界人士主動給媒體爆料，客觀上也制造了強烈的反對氣氛。
1974年，日本田中內閣倒臺，對中國態度比較友好的三木武夫繼任首相，擔任自民黨副總裁的椎名悅三郎則是“親臺派”，而且三木閣員中是“親臺派”、“親韓派”居多。因此，三木武夫即使有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想法，也無法說服反對派，因為他首先考慮的是怎樣在這些反對派的支持下維持政權。對此，日本媒體曾毫不客氣地批評他“有言不實行，光說不練”。
蘇聯大使施壓日本要員設障
蘇聯的壓力也是重要的外因。當時，蘇聯借三木內閣成立之機，頻頻向日本施壓，阻撓日本與中國簽訂寫有“反霸條款”的和平友好條約。蘇方認為，所謂“反霸”，就是針對蘇聯的。
1975年2月3日，蘇聯駐日大使特洛揚諾夫斯基在東京主動會見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進行了約一個半小時的會談。
第二天，日本《每日新聞》報道稱，蘇聯大使對椎名說：“日本想締結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對蘇聯產生不好的影響。”
這次會談本來是秘密進行的。如果椎名不向外界透露，外界不會馬上知道內情。劉德有認為，椎名有意把會談內容透露給《每日新聞》記者，目的是在日本制造一種氣氛，以便讓人們感覺到，無需急于簽訂蘇聯都強烈反對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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