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絨，是藏族一個特殊的地方支系，主要指居住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上游西岸流域與大小金川一帶的藏族居民。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族系源流，嘉絨在長期的時代演進和變革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現象，而且地域特色顯著。嘉絨服飾即為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嘉絨文化的外在表征、形象展示和象征符號，是藏族服飾中一朵耀眼的奇葩。為此，本文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對嘉絨傳統服飾變遷的主要表現、特點及原因作一討論，就教于方家。
一、嘉絨藏族服飾的演變與發展
嘉絨服飾文化歷史源遠流長。據考古資料分析，距今3000多年前，這里的先民已能用線孔很小的骨針縫制衣服，并且有了骨梳及裝飾品。［1］秦漢時期，這里已形成了以定居農耕為主，畜牧和采集為輔的經濟形式，麻布和獸皮是當時主要的服裝原料，盡管麻線較粗，但已表明手工織物的存在［2］。史料記載：漢時的冉髖已成為這一地區較大的部落集團，“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羧之屬”。［3］這說明當地的土著夷人不僅能編織麻布、鞣制毛皮。而且還能夠制作各種毛類織物。到隋唐時，在族源上與漢代冉駹一脈相承的嘉良“以皮為帽，形圓如缽……衣多毛毼皮裘，全剝牛腳皮為靴。項系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這一段記載，從以帽為主體的頭飾、服裝材料以及身體的裝飾多方面形象地描述了嘉良人的服飾習俗，雖未詳言其制，但可以看出“裘褐”等的使用。這與高寒的自然環境和半農半牧的生產方式是相適應的，是先民們適應自然環境的結果；同時，從中還可看出部族社會出現了階級差別，并且在服飾上有了明顯區別。需要指出的是，秦漢以后嘉絨這一地區還分布著從西北遷徙來的氐羌部落。［4］外來的氐羌人進入后與當地土著的夷系民族生活在一起，相互交融和影響，故前述的服飾特征中也有著與羌人的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總的來說，這一時期服飾變化呈現兩個特點：一是古夷服飾元素奠定了嘉絨服飾傳承基礎。即便在今天仍然能夠從服飾上看到嘉絨藏族與夷人后裔彝語支民族的彝族之間的源淵關系。①（注：嘉絨藏族和彝語支民族傳統服飾具有三個主要相似特征：百褶裙、頭帕和披氈。詳見石碩教授《藏族族源與藏東古文明》，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3頁。）這可能也是嘉絨女性服飾呈現出不同于其他藏族地區服飾的主要原因。二是服飾差異已逐漸成為區分不同部族集團或族群以及同一社會群體內部等級、身份的標志，且服飾特征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如嘉絨先民以金為飾、尚黑，而吐蕃重瑟珠、貴紅色。
唐初隨著吐蕃興起并不斷東進，諸夷、氐、羌部落先后皆為之所役，使過去處于分散狀態的部落連結成為一個統一的共同體。經過200余年的唐蕃交戰，處于川西北地區的部落不斷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并最終融合為藏族。在這一過程中，男子服飾逐步與其他藏區服飾相一致，而女子服飾卻與藏族主流服飾存在較大差別。也就是說，男子服飾受到吐蕃影響“藏”化更為明顯，而女子服飾則較多地保留了本土風格，如辮發盤頭、著百褶裙、披氈、貴黑。當然，嘉絨女子的服飾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吐蕃服飾的浸染，與主流藏族服飾也有著共同的元素和特征，如：冬季服裝為寬袍、大襟，系腰帶，佩戴嘎烏、綠松石飾品等。這種變化，與當年吐蕃與唐打仗時大批士兵駐留該地并與諸羌部落融合的歷史事實是密切相關的。嘉絨作為藏族的一個邊緣族群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其服飾也在長期的民族分合、交融以及眾多部族文化的交流后逐漸形成了與藏族主流服飾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服飾特征。正如戴平先生指出的一樣，“一旦民族形成后，它的服飾也基本定格，形成了本民族獨特款式”。［5］在這過程中，嘉絨受吐蕃文化的影響持續時間長、力度大、范圍廣。這突出地表現在服裝的穿著習慣、裝飾類型以及與服飾相關的審美心理和價值取向都受到同化，形成了“藏”式的風格。因而，隋唐時期是嘉絨藏族服飾發展變遷的一個關鍵時期。
隨著吐蕃王朝崩潰，嘉絨地區復又分裂為多個以吐蕃部落為主體的割據政權。中原王朝實行羈縻政策，隨俗而治，開設互市，促進貿易。吐蕃部落及其割據政權與東部的漢地之間發生了以茶馬貿易為中心的大規模經濟聯系。嘉絨地區是藏區東部茶馬互市的集散地，茶馬互市使內地的茶及絹錦廣泛地進入嘉絨人民的生活。其中，衣料布疋占有很大比重，明代在茂州年銷棉布1萬匹以上，威州也在萬匹左右。［6］綢緞主要銷往藏族的上層人士，如土司、頭人及寺廟活佛等，而窄布為川中遂寧、安岳等地手工產品，經久耐用，深受農牧區人民歡迎。此外，各部落首領（土司）可通過“歲輸貢賦”獲得不少賜予，絹帛占的份量較大。在民間，藏漢人民之間生活用品類的物物交換更是經常而大量的。通過茶馬互市和朝貢及民間物資交換，漢地布疋織錦日漸成為嘉絨人民生活的需求品，使嘉絨藏族服飾的衣料及其色澤等發生了變化，大大地豐富了嘉絨服飾文化。
清朝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嘉絨服飾特色更加鮮明，地域風格越來越顯著。入清以后中央加強了對嘉絨地區的統治，特別是雜谷事件和金川戰役之后開始實行“改土歸流”，變間接統治為直接統治，這種統治方式加強了漢藏的聯系，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改土設屯，使嘉絨地區生產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同時，漢民大量遷入，人口增加，使得商業和手工業也得到一定發展。服裝面料除傳統的獸皮、氆氌、毪布等外，已能夠制作較細的胡麻布和絨毛織品。來自漢區的綢緞、棉布廣泛進入老百姓生活。隨著與漢、羌、彝民族的交往，嘉絨吸收了外來民族的先進技術經驗，豐富了嘉絨民間工藝，使嘉絨傳統服飾更為華麗多彩。
由于嘉絨地區自然環境的差異，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與周邊民族的接觸程度不同，清代嘉絨各地的服飾顯現出明顯的區域性特征。乾隆年間傅恒編撰的《皇清職貢圖》及清后期的《綏靖屯志》、《章谷屯志略》等方志都詳細生動地記錄了嘉絨地區之間的服飾差異特征。威茂瓦寺、雜谷等處，“其民衣服與內地相似”，婦女挽髻裹頭巾，長衣褶裙；大小金川男子椎髻蠔帽，短衣褶裙，身佩雙刀，婦女“以黃牛毛續發作辮盤之，珊瑚為簪，短衣革帶，長裙跣足”。革什咱（屬今丹巴）男子戴羊皮帽，短衣短裙，外披毛褐，“番婦發綰雙髻，插鐵簪長尺許，短衣長裙，頗習耕織”。木坪男子剃發留辮，戴圓頂斗笠，穿長衣披紅偏衫，女子雙辮盤額前，“著大領短衣，細褶長裙，拖繡帶”。
清代，隨著清王朝對嘉絨地區封建統治的加強和藏、漢、羌民族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增多，汶川、理縣及小金部分住在谷地、城鎮附近的嘉絨藏族，由于受漢文化的影響較深，服飾呈現“漢化”傾向也是清時期重要的特征。《綏靖屯志》載：“富者多著襪及薄底平鞋，漸遵漢制矣，貧者則否……其寨首士兵，多從漢制，見漢官執禮甚恭，首戴白氈有盤帽，如漢人草帽樣微小……頭人則著漢服”［7］。由于上層頭人的影響。漢族服飾逐步傳播到民間。女子服飾上衣改得短小緊身，斜襟也如漢式。金川一帶婦女“如漢人之汗衣，窄袖，長僅及腰，貧富皆同”［8］。《四川通志》嘉慶（卷98）亦載，五屯（雜谷腦、乾堡寨、上盂董、下孟董、九子寨）“屯弁兵等服飾俱與內地相同”，婦女穿短衣長裙，發結細辮，頭裹花帕，耳帶大環，男務耕獵，女織麻布毪子［9］。另外，男子頭纏青布或胡皺帕，留獨辮，頭戴瓜皮帽的漢族裝扮在嘉絨地區皆有出現。
清末民初，嘉絨藏族的服飾在形制結構上逐步趨于一致。男子普遍著大領袍或衫，拴腰帶，冬天加羊皮襖；女子穿馬甲、長衫、褶裙、花腰帶，冷天外加褂子。男蓄發辮，婦女頂頭帕。在服裝配色、衣料、腰帶以及頭帕大小、色調、飾品等方而不同地區又有差別。近漢地區或商業集鎮，男子留滿族發辮，頭上包青布帕子或毛巾，著長衫，打裹腳，腳穿草鞋。而偏僻的山區和牧區服飾則寬袍長袖，腰束革帶，佩戴藏刀。衣料多為本地的氆氌、毪布、胡麻布等。土司和頭人用的則是外地貨如嗶嘰、呢、布和綢等。盛裝比日常裝繁復、精美，衣料多用綢緞、平絨等制成，衣襟處還鑲上水獺皮、豹皮，紐扣用銀銅等制成，發辮上要套各種金銀制成的發圈，項戴珠串，胸花、嘎烏等［10］。這一時期，服飾在生活中仍有著獨特的社會意義，如三十歲以上婦女才能穿白褶裙，女子頭帕具有區示婚姻狀況的功能。
解放以后，隨著土司制度的廢除和新中國民族政策的推行，藏族地區社會生產關系及思想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條件和審美觀念打扮自己，而不受千百年來以服飾“昭名分、辨等威”的傳統習俗的制約。特別是1954年嘉絨被識別為藏族以后，嘉絨服飾強化了作為文化特征的差異，女性服飾形象成為區別于其他藏族族群的主要特征之一。20世紀50年代以后，一些統稱為“番”的各地嘉絨藏族逐漸形成了小區域（寨、村、縣）的服飾認同。女子傳統服裝樣式變化不大，頭飾變化各地有異，裝飾更加多樣化，服飾對個體人生的象征意義開始弱化。雖然受到漢族經濟文化的影響，各地嘉絨服飾已不同程度的漢化，但從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資料來看，嘉絨傳統服飾仍是大多數嘉絨群眾喜穿的服裝，只是服裝款式和風格又有一些變化，“志書記載的上穿短褂，下穿白褶長裙的裝束現在已看不到了”［11］，傳統服飾在衣料、制作上越來越成品化、現代化、多樣化，樣式趨向簡約、方便，在日常生活中，青年男女更多的是將傳統服裝與中西成品制服搭配使用。
目前，嘉絨藏族婦女服飾的一致性，表現在方形頭帕和前后兩片圍裙上，當地人稱“三片式”。其他部分如服裝樣式、頭帕色彩及繡花圖案等則表現出地方性細節差異。因此，依據這些差異特點，可以把嘉絨服飾分為幾個不同的區域類型，如丹巴、馬爾康、理縣為代表的三個區域等［12］。以丹巴為嘉絨傳統服飾的典型代表，一般頭頂青色繡花吊穗頭帕，外著深褐長衫，冬天披方形披風，內穿錦緞上衣，下著白褶長裙，腰前后還各系一條黑色圍腰。馬爾康一帶服飾明顯受到安多牧區服飾影響，編細辮，腰系革帶并佩飾華麗。岷江河谷的嘉絨藏族受到羌族習俗影響，平時喜穿長衫，系圍腰，冬天穿羊皮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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