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基本形成，積極就業政策卓有成效

(一)就業體制從“統包統配”走向市場調節，就業總量成倍增加

1、實行“三結合”就業方針，成功解決返城知青的就業問題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長期實行的是“統包統配”的就業政策，這一就業管理模式對于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經濟情況的不斷變化，這種體制帶來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越來越嚴重。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緩慢，就業渠道狹窄，知識青年返城達到高峰，城鎮勞動力供求矛盾十分尖銳。據統計，1978年和1979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分別達到5.3%和5.4%，登記失業人員分別達到530萬和568萬人。為解決大批知識青年和新生勞動力的就業問題，1980年中央提出了在國家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勞動部門介紹就業，志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三結合”就業方針。在這一政策推動下，通過調整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鼓勵青年組織起來發展勞動服務公司，以及自謀職業、創辦個體經濟和私營企業等措施，城鎮就業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到1982年，全國多數地區基本解決了1980年以前積累下來的包括返城知識青年在內的城鎮失業問題。1985年，我國城鎮就業問題進一步緩解，城鎮登記失業率從1978年的5.3%下降到了1.8%，創歷史最低。“三結合”就業方針不僅解決了當時我國城鎮嚴重的失業問題，也啟動了我國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改變了人們的就業觀念，促進了我國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

2、打破“鐵飯碗”用工制度，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

“統包統配”的固定工制度阻礙了勞動力的流動，養成了職工的“鐵飯碗”意識，不利于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和職工工作積極性的發揮。為改變這一弊端，1986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國有企業勞動制度改革的“四項規定”，決定改革企業用工制度，規定國有企業招工一律實行合同制。這一改革確定了企業用人的主體地位，打破了企業職工能進不能出的限制。1992年，國務院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規定國有工業企業用人不受時間和數量的限制，進一步推動了國有企業用工進入勞動力市場。1995年《勞動法》實施以后，勞動合同制得到全面執行。與此同時，高校畢業生分配制度也開始了改革。1989年開始逐步實行畢業生自主擇業，用人單位擇優錄用的“雙向選擇”制度。1993年，實行少數畢業生由國家安排就業，多數畢業生“自主擇業”的就業制度。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的目標。1998年6月，中央提出了“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新時期就業方針。這一方針明確了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就業的作用，確定了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培育和發展，企業作為勞動力市場的用人主體的地位得到確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雙向選擇的勞動力市場供求機制基本形成，勞動力流動開始突破城鄉、地區之間的分割，市場導向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體現和加強。

3、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有效解決包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在內的就業困難群體的失業問題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目標的提出，職工下崗問題突出。在實施“再就業工程”和構筑“三條保障線”的基礎上，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02年9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的通知》，重點圍繞解決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推出一系列促進就業再就業的政策，確立了積極就業政策的基本框架。2003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將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寫進黨的文件中，提出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2005年11月，國務院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就業再就業工作的通知》，充實和完善了積極就業政策，將廠辦大集體企業職工納入政策范圍。2006年3月國務院發布《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同年6月，中組部、教育部等14部門聯合下發《關于切實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把大學生就業納入了勞動力市場體系的宏觀調控中。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提出了推進城鄉統籌就業和平等就業的新要求。至此，基本形成了包括下崗職工、城鎮新增勞動力、農民工、高校畢業生在內的“四位一體”的積極就業政策體系框架。

積極就業政策的實施，基本解決了國有企業職工的下崗失業問題。據勞動部門統計，1998年至2005年間，全國共有國有企業下崗人員2867萬人，實現再就業1975萬人，占下崗職工的68.9%。到2007年底，基本解決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問題，完成了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的并軌。

4、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良性互動，就業總量成倍增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增長，1979-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與此同時，就業體制打破了“統包統配”的僵化模式，建立了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實施了積極就業政策。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和積極的就業政策為就業增長提供了有力保障，就業規模持續擴大，總量成倍增加。據統計，2007年，我國就業人數76990萬人，比1978年增加了36838萬人，年均增加1270萬人，年均增長2.3%。29年間增加的就業人數是改革開放前凈增就業人數的1.85倍，比2005年原西方七國集團就業人數總和還超出3470萬人。城鎮就業增加更快。2007年城鎮就業人數29350萬人，比1978年增加了19836萬人，增長了2.08倍，年均增加684萬人，年均增長約4%。城鎮增加的就業人數是改革開放前城鎮凈增就業人數的2.76倍，相當于2005年美國、英國和加拿大三國的就業總數。

(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統籌城鄉就業取得積極成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政策經歷了從限制流動到允許流動，從控制盲目流動到引導有序轉移，直到實行城鄉統籌就業，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逐步一體化的發展過程。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開始允許農民在自籌資金、自理口糧的條件下，進入城鎮務工經商，破除了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策限制。伴隨著政策措施的逐步完善，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較快增長期。據統計，1985年農村外出勞動力達到2000萬人。為有效應對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出現的“民工潮”引發的交通運輸、社會治安、勞動力市場管理等諸多問題，1991年5月，原勞動部、農業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推動了“中國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試點項目”，開始探索統籌城鄉就業，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途徑。1993年以來，施行了“農村勞動力流動有序化工程”，在全國開始實施以就業證卡管理為中心的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的就業制度，并對小城鎮的戶籍管理制度進行了改革。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各地開始逐步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各種不合理限制，積極推進涉及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就業、保障、戶籍、教育、住房、小城鎮建設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使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建設邁出實質性步伐，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流動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2006年，統籌城鄉就業、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被列為“十一五”規劃綱要的一項重要任務，統籌城鄉就業取得積極成效。1990年農村外出勞動力突破5000萬人，2000年突破8000萬人，2005年突破1億人，達到1.26億人，2006年達到1.3億人。城鎮就業人員比例也迅速上升，從1978年的23.7%增加到2007年的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