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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嘉賓:石磊(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不是說有了中央的說法,配置資源的機制就立刻建好了。這需要實踐來檢驗。這些年來,社會上的資源大都在政府的主導下配置和運行,真的一下子把很多資源交由市場配置,可能還需要一個配套適應過程
解放評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無疑是這幾天大家關注和討論的一個熱點。從經濟學角度,您怎么理解這一表述進入公報的意義?
石磊:在學界一直有“國家治理”這個說法。國家治理涉及民眾在國家日常生活當中的地位。它注重的是,一個國家通過怎樣的民主制度,讓民眾能夠真正參與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
這些年,我們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國家治理。只是過去我們更多地把“日常管理”理解為國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和內容。要想真正讓國家治理落到實處,就必須讓政黨、政府、人大、市場、企業、家庭、個人等主體各司其職,將它們之間的權、責、利關系界定清楚。否則,一旦面對問題,大家都只愿當智叟、不愿當愚公,或者常常處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態,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這就很容易出現模糊空間或灰色地帶,也不利于將公權力放到公開公平公正的透明空間中。
政治學家可能更多談論反腐、監督、民主、自由等。而作為經濟學人,我們更多強調國家運行的成本和效率,主要考慮大量本已稀缺的社會資源,如何通過國家的有效治理來提高其使用效率,改善社會資源的配置水平。
解放評論:三中全會明確了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這里面有多大的變化?
石磊:所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是相對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而言的。一個“主導”,一個“基礎”,市場更側重于微觀方面,政府更側重于戰略性籌劃。
戰略性籌劃加微觀上的配置效率,這兩相結合似乎已經挺完整了。但這里面最大的問題是,一旦我們把市場限于基礎性作用,而把更多宏觀性的資源交給政府去配置,會導致地方的財源更多集中到中央,而中央就會主要把財政分成投資性財政和生產性財政兩部分。
事實上,中國特色的公共財政的基本定義應該是民生財政和公益性財政。財政的一切資源應當為整個國家的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民生的穩定協調可持續提供服務。
投資性財政和生產性財政通常會帶來三大方面后果:一是民眾的公共福利會受到影響。資源短缺和配置不均的重要原因,就是公共財政被由政府主導的配置機制扭曲了。政府要做民生方面的投資,則不得不跟其他領域爭搶資源。二是帶來產能過剩。如果是市場配置資源,也有可能出現暫時的供過于求,但不大會出現幾乎所有大規模的制造業都供過于求。企業可能會出錯,但不大會一錯再錯。但如果遇到類似問題的是政府或者國有壟斷企業,他們對犯錯成本的敏感度要低很多。追根溯源,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手頭的資源太多,此外,也有用人制度導向和績效考核上的原因。三是導致地方政府負債日益累積且大幅上升。
從這三方面的后果來看,我們就能很好理解,此次公告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