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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78——中國的重生
關鍵詞： 鄧小平 兩個凡是 胡耀邦 稿件修改 1980年 中國革命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人民日報 光明日報 黨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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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講話。
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的安徽鳳陽小崗村18家農戶“大包干”契約。
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三十而立之年。
這不僅是國家生命力從萎靡到迸發的三十年，更是個人的生存空間、自由選擇和各種權益得以逐步舒張的三十年。
這個變化始于1978年。這一年，中國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終于走上了一條穩步前行的漸進式改革道路。
這是一個時代的年輪，一個國家的年輪，也是無數個人的年輪……
此刻非常緊迫
《今天》建議譯成“The Moment”，意為“此刻”、比Today更有緊迫感，更注重歷史的轉折時刻。———馮亦代
29歲的年輕編輯趙振開騎著一輛28英寸自行車，穿過枯枝敗葉交錯的街道，樹干的“吱呀”聲述說著這個冬天有多冷。這是1978年12月下旬的一個下午。
他臉頰冒出了汗，顧不上疲勞，敲開三不老胡同聽風樓一個宿舍的門。這是著名翻譯家馮亦代的寒舍。趙振開拿出即將問世的詩刊《今天》的封面，問馮先生：今天是否可譯成today？馮找來英漢大詞典，建議譯成“TheMoment”，意為“此刻”、“當今”，比Today更有緊迫感，更注重歷史的轉折時刻。
幾天后的12月23日，油印版《今天》詩刊在北京創刊，從一家印刷廠偷出的紙張，被年輕的詩人們用劣質的油墨印刷后，貼滿了京城一處胡同的墻壁。
“此刻”的前一天，一群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在北京西部的京西賓館剛剛掩上討論了多日的文件。準確地說，是311位黨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增補的中央委員，在經過了5天的會議后，《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通過。這些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集體作出了改變中國命運的決策：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
“此刻”的20天前，時年63歲的于光遠和胡耀邦等，被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找了去，鄧讓他們起草一份講話稿。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將這份以他的思想為核心、多人集體合作的講話稿發表。鄧小平說：“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
這是鄧小平重要的經濟政策思想，后人將之概括為：“讓一部分人先好起來。”
這一年的冬天對于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們來說，無比漫長，京西賓館成了他們的臨時辦公室和會議室。在11月10日，北京城剛剛實行冬季供給暖氣的時候，他們就從各自的崗位上被集中起來，首先是一個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直到12月13日結束。緊接著，一部分人沒有離開京西賓館，一部分人又被召集進來。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直到22日結束。
74歲的鄧小平終于可以開始自己的時代了。從他13日發表講話的那天起，他已被看作是黨和國家的真正領袖。他為他的時代所講的話后來被概括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就在趙振開敲開馮亦代家門的那天晚上，中國最偏遠鄉村的老百姓也從收音機里知道了鄧小平的意圖。第二天早上，內地出版的253家報紙，無一例外地頭版套紅。第三天，數學家華羅庚在《光明日報》著文說：“盼！平生的盼望，早就盼著這一天！”
《今天》的發刊詞說：“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的尚且遙遠，對于我們這代人來講，今天，只有今天！”
春天來了
北京和南京，一所普通高校的哲學老師和中共的最高理論學府的研究者，不約而同地將文章指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向“兩個凡是”發起挑戰。
對于今天為南方一家報紙服務的很多人來說，那時或是尚未出世，或是啼哭的嬰孩，那年的記憶星星點點，模糊而零亂。我小小的身影瑟瑟在中原村莊的冷風里，尚不知那一年為何有人哭，有人笑。
30年后，那時意氣風發的南方書生王強華已經很少走出北京方莊的家。他經常在回憶的是1978年的陽歷新年來臨之前的一天，他向南京的哲學作者胡福明寄出了一封信。胡這時還只是南京大學哲學系里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師。王在寄給他的信里講他投給《光明日報》的稿件修改為見報清樣，標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在北京的搬運工人把王強華的信件連同其他的郵件運上火車的時候，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第一次向全國百姓開播了，雖然，在那個夜晚，擁有電視機還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最快地獲取外界信息也是很奢侈的，此前，鄉村的人們還只能通過定期集體觀看中央新聞電影廠的《新聞簡報》，與中國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音容笑貌近距離接觸。
王強華向胡福明寄出修改清樣的上個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兼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在胡耀邦的領導下，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吳江牽頭成立了一個小組，這個小組的孫長江此時也正在醞釀一篇文章，與胡福明的文章在立意上不謀而合。
北京和南京，一所普通高校的哲學老師和中共最高理論學府的研究者，不約而同地將文章指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向“兩個凡是”發起挑戰。
或許是這一年春天的氣息讓他們嗅到了一個新時代即將到來的味道：這年的1月，《人民文學》發表了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歌德巴赫猜想》，陳景潤，一個孱弱多病已過不惑之年的數學家，一個“白專”道路上的人突然成了全國青年男女的偶像。
胡耀邦在中組部部長的位置上，在春天尚未正式到來的1月即開始了撥亂反正。他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成立一個老干部接談組，認真做好接待老同志的來信來訪工作。年老體弱走不動的，可以用車接來；患病在床來不了的，應該登門拜訪，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傾聽意見。要撥亂反正，平反一切冤假錯案，我們中國才有希望。這一年，新任中組部部長胡耀邦，頂住了來自黨內外的重壓，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700萬蒙冤者平反昭雪。
這年的2月3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發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一文。文章說，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制定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生產隊可以實行責任制。
4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的請示報告，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這些都是春天的征兆，北方的河流開始解凍，一江碧水向東流。中南海的海棠花又一次開放，只是賞花的人已經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