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
大家好，這里是中國訪談。我們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包括當地的環境問題，區域的環境問題，以及國際的環境問題。如何讓我們所處的這個環境和諧有序地發展，不僅是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也與我們每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為此，我們請來了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研究員楊多貴先生為我們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中國網]:
楊老師，您好。
[楊多貴]:
您好！
[中國網]:
我們經常看到可持續發展這個詞語，而且可持續發展也是“十一五”非常熱門的話題，首先想請您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詞的含義是什么？
[楊多貴]:
從學術界來看，可持續發展這個詞大家比較公認的一個原始的定義，就是1987年聯合國環境發展委員會在布倫特蘭夫夫人領導下，對全球發展影響具有重要意義的報告，就是《我們共同的未來》這本書，對可持續發展下了一個很重要的定義：可持續發展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的發展構成威脅。什么意思呢？就是說當代人的發展不能危害子孫后代的發展和基礎。
[楊多貴]:
從這個定義來看，核心是強調代際公平，就是我們這代和子孫后代應當公平、公正、和諧。不同的學者和不同的國際組織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也不一樣,比如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認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首先要保證經濟社會的發展，要在維持生態環境的可承載能力之下，這才叫可持續發展。
[楊多貴]:
像世界銀行，在經濟方面來說，認為可持續發展就是子孫后代和我們擁有一樣多的財富。但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我們認為他們的定義還有一些缺陷，因為他過分強調代際公平，就是說上一代和下一代，因為發達國家沒有這么考慮，同是處在當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存在巨大的發展差距，包括像中國也是這樣，北京、上海和西部存在很大的差距。
[楊多貴]: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國家還要保證代內公正，就是同時代的人，生在不同的地域，不能因為生在不同的地域生活質量各方面、包括經濟社會發展存在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不消除就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楊多貴]:
從可持續發展這個角度來說，我們認為可持續發展應當強調三個平衡：一個平衡就是人類向自然的索取應當同人類向自然的回饋相匹配；還有一個就是人類為當代的努力能夠同人類后代的努力達到平均。就是我們為自己謀利益，同時我們也要為子孫后代謀福利達到平衡。
[楊多貴]:
第三，代內平衡。就是說人類為本地區的發展努力，也要能夠同時為其他地區共同努力，我們生活在北京，不應該只考慮北京，還應該考慮貴州、西藏等地區，發達國家也是這樣，這樣他們共建、共享，共同努力，這樣一個平臺達到了，我認為可持續發展就可以達到了。我們從三個平衡角度來對可持續發展有一個新的理解。
[中國網]:
剛才您也提到，不僅是國內，國際上都對可持續發展進行了很多的研究。我想請問一下，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產生的背景是什么？
[楊多貴]:
為什么提可持續發展呢？應當說二戰之前，我們在全球的經濟發展是比較高的。按現在來看總量不是很高，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地球的生態環境承載能力還允許經濟發展。二戰之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走到獨立的發展軌道，資本主義國家也走上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到了六七十年代，人類面臨的一些問題就出來了，比如資源匱乏、生態危機等等。
[楊多貴]:
過去我們說以GDP為中心，衡量經濟發展主要看GDP漲不漲。到了六七十年代，特別是發達國家首先出了這個問題，特別是歐洲、美國、日本，都出現了問題，環境污染特別厲害。發達國家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有，所以他們首先提出了不能這樣發展下去了，要實現新的發展必須改變，就是要改變現在說的高消耗資源、高污染環境、高浪費的模式。所以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歐的好多國家就率先提出要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國網]:
既然這個理論有了，國際和國內有沒有什么里程碑式的行動？
[楊多貴]:
可持續發展提出之后，應當說從理論的萌芽到戰略的形成，到真正具體的落實，有一些標志性的東西。比較細的我就不講了，標志性的東西大家還要知道一些。比如1962年，蕾切爾·卡遜有一本《寂靜的春天》，她是一個女性，可以說是可持續發展的先知先覺者，這本書提出人類要保護環境，要關心地球，當時,這本書出來的時候，受到一些傳統的工業組織、工業公司、一些生產化工用品公司的威脅，說它對我們的發展有影響。
[楊多貴]:
這本書寫的非常生動，為什么叫《寂靜的春天》呢？春天到了，本來是鳥語花香，但是非常寂靜，所以她就呼喚春天像過去一樣要春光明媚。還有一個是1972年，我們很重要的一本書，叫《增長的極限》，是羅馬的一個思想庫，他們提出了增長的極限。他們理解，如果全球經濟發展，按過去消耗那么多資源，大量消耗石油，全球的經濟就要崩潰，所以他們呼喚要停止增長，叫做零增長，這種理論對當時全球經濟來說是一片火熱，大家覺得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到了1973年是中國石油危機，這個理論一下紅極一時，現在來看這個理論還是有一定缺陷的，但是給我們敲了一個巨大的警鐘。
[楊多貴]:
1972年在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發展環境大會，發表了關于人類環境的《斯德哥爾摩宣言》和《人類環境行動計劃》。在這個會議上，把環境保護、爭取和平和經濟社會發展并列為全球的三大目標之一，可見當時生態環境已經被十分重視了，同時把環境保護也納入進來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楊多貴]:
1987年聯合國環境發展委員會發布了《我們共同的未來》這本書，提出了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觀點。從搞理論研究的角度看，這本書的出現標志了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初步形成了。
[楊多貴]:
到了1992年，應當說是一個大事，為什么這么說呢？當時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全球環境大會，180多個國家的代表和102位國家首腦都參加了這個會議，這個會議又叫地球高峰會議，通過了兩個宣言，《里約熱內盧環境發展宣言》和《21世紀議程》，這兩個文件是指導全球各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的綱領性的一個新東西，里約會議十年之后又召開了一次會議，十年之后聯合國系統總結了可持續發展十年以來的經驗、成就和問題，這也是一個里程碑的大事。
[中國網]:
國內有沒有什么行動？
[楊多貴]:
應當說國內和國外是連在一起的。國際上的發展中國參加也比較早，1972年開“聯合國人類發展大會”的時候我們國家派代表也參加了，我們國家的代表也提了一些思想，我們很早就對全球的可持續發展有我們自己的觀點。
[楊多貴]:
1992年的時候，我們在里約宣言上、《21世紀議程》上，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上面簽字，標志著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認同了可持續發展，其實這是一個大事，全球五分之一的人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就定下來了。
[楊多貴]:
那次會議之后，我們國家準備著手制定標志我們國家環境發展的《21世紀議程》，指導經濟社會發展的綱領性的東西；1994年，出版了中國的《21世紀議程》，這個議程應該說是全球第一個國家級的，中國第一個發布了這樣一個議程。所以國際社會對中國也是非常認可，包括聯合國，對中國的可持續發展表示出非常大的關注。
[楊多貴]:
到1996年，我們國家的跨世紀兩個戰略，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融入到我們國家的計劃當中去了，現在叫規劃了。這個東西在我們國家也是大事。2003年，我們黨的十六大的時候，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這應當說是我們國家對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是過去可持續發展的升華，我感覺國內的事件很多，我講一些比較重要的。
[中國網]:
楊老師剛才您也談到了《21世紀議程》，可能很多網友朋友都對這個不是特別了解，現在能不能給我們詳細介紹一下它的內容？
[楊多貴]:
1992年的時候，李鵬總理當時開會之后回來，我們國家著手成立一個班子，著手起草中國的《21世紀議程》，到1994年3月15日，當時的國務院第十次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的《21世紀議程》，又叫做《中國人口環境和人口環境發展白皮書》。從人口的具體環境出發，提出促進我國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以及人口教育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是制定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長期計劃的一個指導性文件。
[楊多貴]:
《21世紀議程》包含的很細，第一次談到我國的可持續發展總體戰略，談到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談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總體在報告當中是一個大部分。
[楊多貴]:
同時我們在做這個報告時有一個大的計劃，報告出來以后還要有相應的計劃來支撐，有重點的項目，我們國家在這個基礎上制定《21世紀議程》，優先提出項目計劃，近期目標以及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對長期目標就提出到2010年，重點是要恢復和健全中國經濟社會自然系統的調控能力，使中國經濟社會保持在繁育和承載自然資源的能力內，探索一條高效、和諧、可持續的現代化道路，對全球的現代化發展做出應有貢獻。
[楊多貴]:
1994年我們就有很大的目標，應該是為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著眼全球，因為我們有責任，我們是一個大國，我們能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對全球來說至關重要。我們也非常有遠見，當時就提出了，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循環經濟，當時沒有這個概念，但內涵里面都包含了這些東西。
[中國網]:
只是名稱還沒有定下來。楊老師，我們看到有些發達國家采取“先發展后治理”的手段，作為咱們發展中國家，是不是也要向發達國家學習，先把經濟發展好了再來管環境問題，是這樣嗎？
[楊多貴]:
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現在國內確實有一些人，或者是少數領導干部還存在這些想法。其實我認為這個認識有誤區，從我們搞研究的角度來看，國際上發達國家確實走過了一條“先發展后治理”的路，這個東西通過我們做研究、做學術的驗證，確實存在這樣一個規律，這樣的規律叫做倒U型曲線，所謂“先發展后治理”，這樣的倒U型曲線像一個坐標圖，一個橫坐標圖代表人均收入的增長，縱坐標圖代表環境惡化，當我們收入比較低的時候一邊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的時候我們收入提高了，發展經濟的時候生態環境不斷惡化。
[楊多貴]:
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就是說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他們正值手里有錢，他們覺悟了，想過生態環境優美的日子了，就開始花錢治理環境。同時，發達國家的一些高污染產業慢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樣他們的發展慢慢變好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收入不斷提高，生態環境不斷變化。
[楊多貴]:
這就是一個難題，“先污染后治理”是倒U型曲線的道路，是一個兩難的境地，發展經濟就犧牲環境，犧牲環境就發展經濟，如果想雙贏，當然大家都渴望雙贏，但是對于這個階段來說，有一定的階段性。
[楊多貴]:
從發達國家走過的路程來看，比如說美國、日本，他們的人均GDP美國是11000美元的收入，日本可能是4000美元的收入，開始大量治理環境。這樣的情況對中國來說現在行不行？大家都說發達國家走過的路走通了，我們怎么走不通呢？我想這種情況對中國來說不適用。
[楊多貴]:
為什么呢？因為現在有些觀點說生態環境破壞一點、污染一點，等到我們富了以后再來治理，針對這種情況國內有些學者、一些領導也提出了不同意見。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應當說目前我們的經濟發展還是水平相對比較低，同時我們消耗各種各樣的資源比較多，居世界第一位。
[楊多貴]:
中國要想達到世界、西方國家的水平，我想不是很簡單的事情。比如到2020年我們要達到小康，我們當時提出人均3000美元，如果中國按這種發展模式走下去的話，到了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的時候環境肯定破壞的一塌糊涂，可能再也恢復不過來了。我們說生態環境都有一個彈性，有一個承載能力，一旦超過了這個承載能力可能就是不可挽回了。
[楊多貴]: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當到不了3000美元，按過去老的發展模式,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我們可能來不及?，F在有人說，如果這種觀點在不同的地方，我們國家東西部差距比較大，人家說東部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了，已經開始注意環境保護了，比如浙江、江蘇等地。言外之意，中國人均GDP發展到3000美元再治理也行，這就錯了。
[楊多貴]:
有一些專家說，我們還沒有達到人均3000美元，污染一點問題不大，雖然中國西部經濟發展處于1000—3000美元的過程，如果不注重生態，不控制污染的話，我們的江蘇、浙江再加大環境治理也難以奏效，因為中國地勢是西高東低，一江春水向東流，西部是上風上水，一旦破壞治理難度很大。即使我們國家目前經濟發展水平僅為1000美元多，但是對環境的問題、對生態問題我們認為還不行。
[楊多貴]:
我們現在的發展條件和西方不一樣，當時歐美包括日本資源不足了，可以從外部世界來進口，中國現在消費了好多資源，都是世界第一，現在國際上還有一個中國威脅論，為什么威脅？資源威脅，還有環境，中國排放二氧化碳居于全球第二位，僅次于美國，如果再這樣，大量消耗資源，比如二氧化碳排放那么多，對全球的變化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樣國際上都對我們有意見。應該說我們國家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來說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楊多貴]:
我感覺到中國目前雖然處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時候，必須下大力氣進行環境保護。否則這條道路還不能像現在有些人人為地先污染、后治理來走，所以我們要先保護，然后再發展，必須這么來走，因為我們的條件和過去不一樣。
[中國網]:
現在國內有相關的政策，關于環境保護相關的政策出臺了嗎？
[楊多貴]:
我結合最近“十一五”規劃講一講，這可以集中體現我們的一些措施。今年2月14日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和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剛剛出臺。提出了充分認識做好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把環境保護擺在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經濟社會發展必須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用科學發展來統領環境保護，發展這樣的長效機制，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領導切實解決突出的問題。把境保護提到了議程目標，2010年重點地區和環境的質量得到改善，五年之內我們的生態環境質量得到改善。
[楊多貴]:
生態環境惡化的基本趨勢得到遏制，這不要看字面上很簡單，趨勢得到遏制這相當不容易，因為我們處于高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還沒有調整過來，能夠遏制住難度是非常大的。
[楊多貴]:
應當說如果真的遏制住了，我們的成就非常大。同時還提出到2020年生態環境質量和生態狀況明顯改善，就是說我們到了小康社會的時候，環境應該比現在好，生態比較舒適。同時在“十一五”期間，在“十一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我們提出了一些目標也可以體現出我們對貫徹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
[楊多貴]:
“十一五”我們的規劃提出了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礎上，實現總產值2002年比2000年翻一番，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耗能要比十五末期降低20%左右，這個是很難的。
[楊多貴]:
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基本得到遏制，耕地減少或減少過多的狀況得到有效遏制，這也是我們“十一五”規劃里面提的目標。其實在各地，像北京、山西，都提出了自己的目標，北京“十一五”期間提出水耗要降低20%，山西提出萬元產值的水耗要下降8%左右。萬元地區的總產值、污染排放下降10%，山西也是一個煤炭基地，污染很嚴重，都制訂了今后治理的規劃。
[楊多貴]:
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也提出在“十一五”期間，可能到更遠一點，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候，應當有一些大的目標，比如主要的能源、資源需求總量增長得到有效控制。到2020年我們希望總量達到最高峰了，不要再增長了。
[楊多貴]:
生產效率和生態效率大幅度提高，環境質量總體保持穩定并好轉，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提出到2020年實現資源生產率和生態效率兩到四倍的躍進，但不是過去大躍進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要用一半的資源創造雙倍的產值。我們用的資源少了，我們創造的財富反而多了，這是我們提出的四倍躍進的概念。
[楊多貴]:
“十一五”期間，要做好幾項工作，首先是中央提出的貫徹落實節約資源的基本國策，各地區，包括企業、家庭，都在節約資源，包括各種各樣的制度。第二是建立一個長效機制，長效機制必須有政策的保證。第三，還有支撐體系，沒有支撐體系應當是做不起來。支撐體系是改變我們的生產模式，就是我們的增長方式，應當徹底改變，根據我們的研究，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同全球發展水平差不多的國家相比，我們偏高。
[楊多貴]:
根據我們的研究，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相比耗能高，第三產業創造同樣的價值，第三產業耗能就低，如果調整過來了，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能耗就下去了，從生產模式來說一定要調整我們的結構。再就是改變我們的消費模式，現在我們還不富裕，但是國內都是走奢侈型的道路，跟西方工業化國家學，不符合我們的國情。因為我們的資源特別少，應該更加珍惜，節約我們的資源。
[楊多貴]:
還有一個就是城市發展模式，所謂城市發展，我們現在城市、區域發展之間好多資源不能共享，基礎設施不能共享，比如沿海地區，長三角，包括京津冀，基礎設施，機場、港口都不能共享，其實建一個東西都有好多意義，但不能共享，這樣是很大的浪費。
從某個方面講，盤活存量資源就是節約，就是共享，本來這個東西只在一個地區用，如果兩個地方、三個地方都能共用,資源效益就出來了，這是從大的方面來看。
[楊多貴]:
還有一個，我們搞可持續發展，建立節約型社會，重要的就是要有相應的科學技術支撐。我們知道，中長期科學發展規劃出臺了，我們相應的保障措施也出來了。這里面科學技術要有可持續發展，要為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強大的支撐，沒有科學技術建立不起來。
[中國網]:
在“十一五”期間，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在政策和管理體系以及相應調控機制這方面有哪些重要的舉措出臺？
[楊多貴]:
我特別想談這個事。因為這個比較受關注。我們說可持續發展，在政策和管理體系上必須有大的動作，在機制上有所保證。怎么保證呢？如果保證不了，將政策、管理制度以及部門之間關系不理順，很多事情落實不了。比如九龍治水，誰也治不好，水利部也提出了這個觀點。要有政策、制度管理他們，大的層面進行調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楊多貴]:
我結合“十一五”說一下，我感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完善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決策，首先從決策開始，不要出了事之后才去管、才去問，首先從決策開始注意，使它不要犯破壞生態環境、浪費資源的錯誤，要從源頭控制。
[楊多貴]:
1994年我們國家在全球率先制訂了第一部關于可持續發展的《21世紀議程》，應該用這個法來指導方方面面，比如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節能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規措施。
還有就是一個制度建設，比如說我們認真落實現在開始試點的綠色GDP的核算，這還得落實。還有一個生態轉移支付政策，還有一個可持續發展評估制度。
[楊多貴]:
首先我講講決策機制。1994年可持續發展《21世紀議程》出臺的時候，就提出我們要建立綜合決策機制。應當說提出之后這么多年了，聯合國也比較關注綜合決策機制問題，提出這么多年了，我看還存在一些問題。
我感覺所謂的中國決策，大家感覺可持續發展中國決策是什么意思？建設中國特色可持續發展，就是說我們在決策過程中要科學化、民主化，具體落實五個統籌和科學發展觀的理念。
[楊多貴]:
在決策中正確處理好發展研究，就是經濟決策和環境保護的問題，不是說經濟部門發展，干自己的事情環境部門不知道，應該是相互通氣，相互溝通，把經濟規律和生態規律結合起來，對生態發展、環境保護綜合評定、全面考慮。
我們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綜合效益最大化，這里面可持續發展綜合決策制度應當說體現了環境經濟社會三方面可持續協調發展在機制上的制度化，程序化、科學化、法制化，有這樣的內涵。
[楊多貴]:
可持續發展制度是我剛才說的，綜合決策既要考慮代際也要考慮代內，地區之間有差別要考慮不能差距太大，不能只考慮自己，而不考慮子孫后代。我們發展經濟，一個重要決策出來，發展經濟不能犧牲我們子孫后代的利益，這里面環保部門要參加，上工程項目我給你進行戰略環評，看是不是對子孫后代有影響，如果有影響就不上，要對利益進行綜合評估。過去我們上好多項目和工程，從經濟角度考慮比較多，這樣的例子我們也有不少，歷史上也犯了一些錯誤。
[楊多貴]:
作為研究學者， 我感覺未來幾年建立和完美綜合決策機制特別迫切。
第一，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綜合決策的綜合體系、領導機制、協調機制、激勵機制。協調，環保局、水利部、發改委，包括商務部，部委之間要有一個協調機制，搞可持續發展必須協調，比如環保局環境保護，別的部門不理也不行，水利部治水，其他部門協調不好，不同步也不行，這里面組織體系和領導體制要有一個大的舉措和動作，向進行保護。
[楊多貴]:
第二，建立完善可持續發展綜合決策的評估體系。確立可持續發展決策的評估制度，就是這個評估制度的落實，我們參加這個評估，上一個項目要評估，發展規劃、發展計劃也要評估，把環境保護、保護生態、保護資源作為很重要的一條評估指標來看。
[楊多貴]:
第三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公眾參與，干什么事老百姓要知道，老百姓有發言權。同時還要培養群眾積極參與的能力，叫做走群眾路線。提高群眾的可持續發展意識、覺悟，保證群眾參與可持續發展自衛權、咨詢權、決策和監督權利，不能說我們干什么事情、上什么項目老百姓都不知道，比如我們上高污染項目老百姓都不知道，那不行，應當是群眾參與。
[楊多貴]:
第四，我感覺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執行手段。過去抓計劃生育是一把手來抓，我們把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提的這么高，我們的一把手親自抓，落實領導責任制，我想這個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可持續發展重大決策事項應當接受人大、政協及新聞輿論的監督。政府做事，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我們人大、政協、新聞媒體有權利監督，同時要積極。
[楊多貴]:
第六，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重大決策過程的信息發布制度、聽證制度?，F在好多價格都建立了聽證會，對于可持續發展應當建立一個信息發布制度，讓老百姓知道關于各方面的情況都知情，身體被污染了，被損害了還不知道，應當說現在我們國家比較進步了，而且進步非?？?，對于未來的發展來說我們還是樂觀的。
[楊多貴]:
下面我談一談可持續發展計劃的一些構想，從我們戰略研究的角度來講非常重要，應該有這么一個根本大法，我們談一點自己的感受。
[楊多貴]:
我剛才說了，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可持續發展我們也做了很多，而且也就在眼前了，安南秘書長也對我們做了表揚。1994年做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榜樣，2002年里約會議的時候，朱镕基總理帶著中國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的時候，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持續發展報告，系統總結了我們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在法律法規建設上一些重要的經驗，介紹自己有多少部法律，基本經驗、成就。
[楊多貴]:
那次報告就提出，到2001年年底，國家制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一部，環境保護法律兩部，《自然資源管理法》13部，防災減災的法律3部，以及相關的條約修改，做了很多工作，從部門的角度做了很多的法律法規。
[楊多貴]:
當時，還提出加快可持續發展歷程加快執法力度，走向法制化、制度化、科學化的軌道。這是在2002年的時候提出的，我們在國家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提出的，當時對可持續發展制訂了好多法規，進行總結。同時提出未來還要可持續發展，還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楊多貴]:
我們理解中國到現在，在理念上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這樣一個發展觀，在行政上、制定法律上，我們建議應當制定一個中國可持續發展基本法，推動中國可持續發展深入實施，為全球可持續發展做出新的貢獻和保障，做出新的榜樣。
[楊多貴]:
這里面我們想了一些東西，首先是可持續發展基本法，它應當是指導、制定和修改我們的人口資源、環境，這樣一些法律法規的根本大法。大家都知道我們國家好多法條條框框改了，但可持續發展理念沒有融進去。
[楊多貴]:
所以我們提出，對過去已有的法律法規進行修正，要有一個指導。以中國可持續發展基本法為核心，一方面對我們過去制定的法律法規進行完善、修訂；另外制定資源保護法，天然氣基本法、循環經濟基本法。
[楊多貴]:
我們循環經濟發展也很快，雖然我們不是提出最早的，但力度是最大的。我感覺也得有法律法規，這樣可持續發展報告，人口健康的法律法規，都是在可持續發展大的基本法指導之下來制定的。這是我們的一些想法。
[中國網]:
非常感謝楊老師給我們做的介紹。
[中國網]:
我們人類的消費需要不僅僅包括物質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還應該包括生態需要。我們幾千年的發展用血的代價換來了這樣的共識，可持續發展是人類未來發展的共同方向。我們也相信，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國一定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結束了，非常感謝您的收看，也非常感謝楊老師做客中國訪談，再見！(2006-03-06 1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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