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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您需要看房嗎?我們最近有個適合您的三居室?!?/p>
律師王鴻儒最近很郁悶:自從他賣了一套房,打算置換新居后,這類騷擾電話就接二連三找上門來。對方不僅開口能叫出他的全名,甚至手機號、職業、家庭住址、“購房需求”都一清二楚。
“太可怕了,還有什么是他們不知道的?”王鴻儒略加分析后堅信:他的個人信息被中介泄露了。而自己,不過是數以億計的“被泄密”大軍中的一員。
“個人信息被泄露,已呈現出泄密渠道多、范圍廣、程度深,且形成黑色產業鏈的特點。對被泄露者而言,不僅危害巨大,還普遍‘維權難’?!睂Υ耍本┼]電大學信息產業政策與發展研究所闞凱力教授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一句話:對信息被泄,普通老百姓幾乎是‘刀俎下的魚肉’?!?/p>
近日,隨著工信部透露“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的首個國家標準編制完成”,這一隱私安全領域的“陳年公害”再次成為焦點。
而記者梳理發現,在力量天平的失守下,隱私淪陷,幾乎人人“裸奔”。
“泄密”渠道多、范圍廣,已成利益鏈
王鴻儒的經歷絕非個案,他身邊的人幾乎個個“中過槍”。
“請問是移動用戶×××嗎?××保險公司免費送您一份保險?!薄皬埾壬材敯职?!請問是否需要請月嫂?”……類似推銷短信、垃圾郵件、騷擾電話,如罩在每個人頭上的網,“每天接到兩三條很正?!薄?/p>
而你被騷擾者掌握的個人信息,很多時候,就是他們“摸瓜”所順的藤。
去年年底,中國青年報一項針對近2000人的社會調查顯示,86.5%的人確認個人信息曾遭泄露。
“白領名錄”、“股民信息”、“豪車車主名單”、“老板手機號碼”甚至“家長信息”、“新生嬰兒信息”……中國青年報記者登錄一些涉嫌售賣個人信息的網站后發現,信息被泄的陰影,已覆蓋到社會各類人群。
“個人信息泄露泛濫,原因首先在于能泄密的渠道無處不在,防不勝防。”闞凱力教授告訴記者。
電信機構、需要注冊的網站、銀行、保險公司、各類中介、教育機構乃至政府部門和醫院……你若歷數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的“端口”,能列出一長串名字。
“你能不注冊天涯、淘寶、途牛,但你能不辦銀行卡、不辦手機業務、不買房買車嗎?”王鴻儒無奈地反問,身為律師的他,已經對“填問卷免費獲學習資料”、“填寫精確信息,能獲得更好的服務”等“糖衣炮彈”多少免疫,但在上述涉及衣食住行的領域,填寫郵箱、手機號、家庭住址等詳細信息,幾乎是必選項目,無可回避。
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研究員周慶山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很多機構過度收集個人信息,但并不是每個機構都有能力保護這個龐大而寶貴的“隱私庫”。
一系列“泄密門”佐證了周慶山教授的觀點。
2011年12月,以程序員網站CSDN、天涯社區、美團網等數據庫遭黑客攻擊為代表,網絡個人信息泄露事件曾集中爆發,上億用戶的注冊信息被公之于眾。其中,廣東省出入境政務服務網泄露了包括真實姓名、護照號碼等信息在內的約400萬用戶資料。
電信公司的隱私保護規定也難栓“內鬼”。2009年,深圳、佛山等地十余名領導的手機號碼和通話清單,就被“內鬼”以不足2000元的價格倒賣。在2011年8月曝出的“北京最大非法獲取公民信息案”中,23名被告中,有7人來自電信公司內部。
“信息就是資源,相比因管理不善而導致的‘被動泄露’,‘主動泄密’更是早就形成了一條產業鏈。”一個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買賣內部人士這樣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記者了解到,主動泄密的最原始方式是“信息共享”。在中介、銀行、保險、航空公司等機構間,未經授權或超出授權范圍“共享”客戶信息,已不是秘密。
趨利之下,“花錢買信息”也愈演愈烈。在一些保險代理內部論壇上,幾萬份“打包”出售的客戶信息,每份合計不足4毛錢。在一些物業公司,花800元就能買到數百樓盤的業主信息。在一些醫院,花3毛錢就能收購一個新生寶寶的信息。有人甚至為此開設了釣魚網站、通訊公司和商業信函公司,專門通過收集、買賣公眾“名址庫”牟利。
更難啃的“骨頭”則由黑客出馬。據媒體公開披露,黑客實際掌握用戶數據庫的數量已超過1億條,中國黑客的黑色產業鏈規?;蚋哌_上百億元。
隱私挖掘深、危害大,嚴重者損失千萬元
在接了快一周的中介電話后,王鴻儒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覺:自己正在成為透明魚缸里一條供人肆意窺看的金魚。
“聊著聊著,我發現,這些騷擾電話所知道的信息,比我想象的還要多、還要深?!彼F在開始擔心身份證號安全,一旦同時遭泄,“我不就徹底在商家甚至不法分子面前‘裸奔’了?”
他的擔心并非杞人憂天。
雖然前文提到的中國青年報所做的社會調查顯示,“最容易遭到泄露的信息”的前三位,分別是“電話號碼”、“姓名、性別、年齡等基本信息”和“家庭住址”,但情況遠沒那么簡單。事實上,中國青年報記者梳理發現,在各泄密渠道的“圍追堵截”之下,你的職業和單位地址、教育背景、銀行存款、機動車登記信息,甚至消費習慣、指紋、血型、病史……大大小小的個人隱私,很可能早已被“一網打盡”。
“別看消費習慣之類的‘邊緣信息’不起眼兒,它可是商家實現廣告‘精確投放’的依據。別的基本信息,就更不用說了?!蹦莻€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買賣業內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如此旺盛的需求下,信息買賣市場早已將你的信息深度“挖”到極致,“身份證號被泄露也見怪不怪。”
這足以令人不安。
“騷擾和詐騙電話只是‘入門級’危害,更大的隱患在后面。”王鴻儒以一個律師的視角說,“注冊信息被破解,我在網上會不會被人‘冒名’?有人用我的身份證號掛了失,我的東西不就成了別人的?”
他擔心的事,有的已經發生。
王鴻儒的朋友李晴最近發現,自己的淘寶賬號被“入侵”了。“沒有財產損失,但我之前給一個店家的差評被撤了。”即使如此,她依然憂心忡忡。由于注冊的網站太多,為避免忘記,李晴都使用了同一套密碼。“現在后怕的是,一旦我的工作郵箱和其他賬號也被入侵了,后果不堪設想?!?/p>
李晴對“秘密失守”的擔心,絕不限于他一個人。而周慶山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些還只是別人對你隱私信息的“初級利用”。
“冒名辦理信用卡再惡意透支,篩選你的銀行卡密碼劃走錢財等,都是威力更大的‘定時炸彈’?!彼f。
電信莫名欠費數千元、信用卡無端欠款20萬……記者發現,類似天上掉下來的賬單,已屢見不鮮。而央視“3·15”晚會曝光的案件更令人咋舌:多家銀行的工作人員以每份十元或幾十元的低廉價格,大肆向犯罪分子兜售銀行客戶的收入、詳細住址、手機號、家庭電話號碼,甚至職業和生日等信息,致使犯罪分子篩選出了最有可能的六位銀行密碼。
不待反應過來,受害人賬戶中的3000萬元,就已不翼而飛。
維權成本高,打擊力度低,多數“任人欺”
更讓王鴻儒郁悶的是,面對如此明目張膽的信息泄露,連他這個律師也只得忍氣吞聲。
“對個人信息泄露,鮮有個人起訴的案例。因為訴訟成本太高,同時,維權手段也不完善?!敝軕c山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記者發現,與王鴻儒作出同樣選擇的人,是大多數。在2011年底中國青年報所做的社會調查中,有七成受訪者在個人信息遭泄后,選擇了“忍耐”。只有三成人會以要求相關網站刪除自己的信息、查詢誰是泄露者或者舉報等方式,作“綿薄”的抵抗。
而這一比例,在今年4月新華網披露的工信部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的調查結果中,降為一成,首要原因是“調查取證困難。”
“從民事訴訟的角度看,一般人很難知道自己的信息是在什么時間、地點、以什么方式、被誰泄露的,所以,想要起訴他人泄露自己個人信息的成本非常高?!敝袊缈圃悍▽W研究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漢華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表示。
王鴻儒不是沒有試圖查問過騷擾者的“信息源”,但“對方不是含糊其辭,就說是從手機號段里隨機抽取的?!蓖貘櫲鍩o法從千頭萬緒中鎖定“黑手”,幾次之后,只有放棄。
“泄露他人信息,暴利又安全,更讓違法者肆無忌憚?!标R凱力教授感慨道,泄密者與被泄密者,幾乎成了刀俎和魚肉。
在公眾對信息遭泄無力“自救”的背景下,加強對此類行為的打擊力度,成為普遍的期望。
去年年底,法制日報與搜狐網所做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在回答“從長期來看,如何有效抑制個人信息泄露現象”這一問題時,堅決查處泄密源頭、斬斷個人信息泄露背后的利益鏈條和嚴厲打擊販賣個人信息者,成為排名前三的答案。
而這些都呼喚政府的更大作為,但立法規定并不“給力”。
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江鍇表示,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個人信息保護法》初稿已出臺多年,但至今沒有面世。雖然2009年《刑法》將泄露個人信息的行為入罪,《民法通則》中也有關于個人隱私的條款,但這些規定零散、抽象,現實中普遍缺乏可操作性。
“這是不是意味著,現實中,機構賣不賣我們的信息只能靠自律,我們能不能討公道基本靠運氣?”王鴻儒反問。
法律缺位,打擊力度自然難彰。對于詐騙類的短信,網友“小安—生活”試過打110報案,110說:不要相信就行了,也不問對方的發出號碼是多少。”這名網友在微博上失望地表示,“對肆意泄露的信息,我們只能無所作為嗎?”
目前唯一讓王鴻儒慶幸的是,自己還只是騷擾電話的目標。但每每想到一幅自己在透明魚缸中游動的圖景,他就坦言,“感覺周圍全是窺視的眼睛,讓人坐立不安”。
本報北京4月16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