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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來工子弟生活:無法高考理想不斷妥協(xié)
關(guān)鍵詞： 高俊琪 北京教育 北京地圖 北京戶口 子弟 天安門 前途 公辦學校
高俊琪在北京五環(huán)外的咸寧侯村村口。陳倩兒 攝
高俊琪在天安門城樓前。陳倩兒 攝
初到北京的高俊琪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在北京至少以數(shù)十萬計的打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許是個幸運兒。過去7年里，他在同一所學校擁有一張安穩(wěn)的書桌，一路念到今年夏天，直到初中畢業(yè)。
“也挺想在學校多停留一會兒的。”9月1日，我和他坐在北京東四環(huán)之外的咸寧侯村里，他低頭擺弄著雙手，不經(jīng)意說了這么一句。不久之前，他已經(jīng)正式“走入社會”，眼下正在一個修車鋪里當學徒工。
一年多以前，高俊琪曾夢想著“考個大學”；一個多月前，他仍計劃著“上個職高”；可眼下，他似乎不愿意多談這些了。我小心翼翼地詢問他的感受，他輕描淡寫地回答：“也……有點兒失望。”他始終低著頭，時髦的斜劉海兒擋住了雙眼。
“最后不都是為了生活嗎？”沉默了一會兒，他突然抬起頭對我說。
我一時語塞。與他聊天，我常常忘記眼前身高1.8米的他只是一個16歲的少年。
普通話讓我有點兒恐懼
時間回到7年多以前，高俊琪還是老家村里一年級的小學生，“生活”對這個小男孩而言簡單而快樂。每天下課后，他和堂弟一塊兒打滾，堆泥巴，偶爾還偷偷去趕集，去看為死人擺的戲臺。
他的老家在山東德州市樂陵市大孫鄉(xiāng)。一天，媽媽留下一句“爸媽串門去，五六天就回來”，便離開了家。他扳著手指頭數(shù)日子，卻等了大半年才見到爸媽。“走，帶你到北京玩去。”返鄉(xiāng)的爸媽把他帶上了開往北京的汽車。
北京在哪兒？高俊琪一無所知。唯一的印象是電視上重播國慶閱兵儀式時的天安門。在他的想象中，北京到處都漂亮得“像天安門似的”。他還不知道，自己即將到達的是北京城邊上的一個村子。
這村子位于北京正東邊五環(huán)之外的通州區(qū)。盡管差不多也是農(nóng)村，可比起“凈是地，凈是河”的老家，高俊琪仍然感覺新的村子“好玩多了”，有賣零食的小商店，還有每天來來往往的生面孔。
經(jīng)過本地房東的牽線搭橋，爸媽“啥也沒弄”就讓高俊琪進了一所公辦小學當二年級插班生。他走進了一間通亮光鮮、墻壁雪白的教室，頭一回擁有了一套屬于自己的桌椅。在老家，孩子們每天搬著小板凳去上課，課桌是大家一塊兒用的長條桌子。
“不是說北京教育好點兒嗎？即使不在城里頭，靠邊的也比我們種地的強啊！”剛剛在通州落了腳的俊琪媽媽頗感欣慰。
但兒子感覺不自在。第一堂英語課，大家一塊兒玩游戲：老師念出英語單詞，小朋友們要舉起對應的單詞卡，做錯的要被罰站。從未學過英語的高俊琪一頭霧水，每一回他都慌張地模仿身邊小朋友的舉動，憑著小機靈蒙混過關(guān)。
挑戰(zhàn)更大的“外語”，是日常的普通話。高俊琪只懂得山東話，聽著身邊的老師和同學全講著一種陌生的語言，他不知怎么心里就“有點兒恐懼”。有一回，一個高年級的本地同學跟他說話，他還一下子被嚇著了，覺得對方“語氣特別沖”，似乎在命令自己。
他說起話來，別的小朋友也聽不太懂。常常是他一開口，大家就笑。他用老家的話問一句“你買嘛”(你買什么)，那個狠狠的“嘛”也會讓別人誤以為他在罵人。
一家人第一次去天安門時，在陌生的城里到處問路，可路人似乎都不能理解他們的意思。爸媽最后只能捧著北京地圖，憑手勢告訴別人他們要去的地方。
“那時候跟生人說話特別扭。”高俊琪笑著對我回憶道。在北京生活了這些年，他的鄉(xiāng)音已經(jīng)消失，說得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偶爾調(diào)皮地模仿一句“大爺，您吃過了嗎”，還京味十足。
當時，小男孩暗地里下功夫。他總是留心聽村子里的本地孩子說話，把別人的發(fā)音記在心里，提醒自己：“下次開口一定也要這么說。”可有些時候，他一張嘴又帶上了鄉(xiāng)音，心里就特別尷尬。
在學校里，他隱隱感覺憑著自己的口音，或者自己的穿著，別的小朋友輕易就察覺出自己的“不一樣”。這所公辦學校里幾乎沒有其他外地孩子，高俊琪總感覺與別人有距離。
“你別扶墻啊，扶墻讓你爸媽來刷漆。”一次課間，他站不穩(wěn)扶了一下墻，一個同學馬上這樣警告他。這又提醒了他的“不一樣”，爸爸當搬運工，媽媽當保潔員，而其他同學的爸媽可以“在大商場里工作”，或者憑著自家房產(chǎn)來收租。
他還細心地留意到，與自己家租住的“睡覺、做飯都在一塊兒”的小平房不一樣，許多本地孩子都住在兩層小樓里，家里“臥室、廚房分得特別清”。
高俊琪一天最快活的時光，是下課后跑回村里，與三五個同樣來自外地的孩子瘋玩，爬果樹，扔石子，拍撲克牌。他們接受了自己與本地孩子的“不一樣”，自覺地形成自己的圈子，“不跟他們玩”。
我學會了自己給自己講笑話
高俊琪在這所公辦小學里只上了一周的課，在這個村子里也只待了十幾天。很快，爸媽跟著相熟的老鄉(xiāng)，搬到了位于朝陽區(qū)的咸寧侯村。比起通州來，這里離天安門更近了些。
“反正哪里都有學校嘛。”搬家時，俊琪媽媽心里想。可在陌生的咸寧侯村，高家的新房東與這里公辦小學的校長“說不上話兒”，要入學得交兩三千元的費用。夫婦倆當時一個月的收入還不到2000元，所以馬上打消了進公辦的念頭，把目光轉(zhuǎn)向了民辦學校。
“那兒一學期學費四五百塊，飯費也便宜，他們還到村里頭接孩子，上完課再送回來，多好呀！”俊琪媽媽還記得，那時每到開學前，許多民辦學校就在村里“弄個桌子招生”，她最終為兒子選定了離家20分鐘車程的京華希望學校。
在這個新學校里，二年級還沒讀完的高俊琪成了三年級的插班生。這里的教室，“不亮堂，墻上老掉漆”，每個小朋友也有一套桌椅，可木桌子上“盡是小洞”，木椅子“一坐就晃悠”。房頂是瓦片搭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小雨”，一群小朋友這時便“哪兒不漏往哪兒擠一點”。
但他卻感覺，新教室更自在。同學們都是外地來的孩子，說著五湖四海的方言，同樣說不好的是英語。很快，他就找到一個死黨，“小胖子”。“小胖子”是河北人，跟著“做卷簾門”的爸媽來到北京。他口才好，課間最愛給大家說笑話，一群同學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
可四年級的春節(jié)剛過，“小胖子”突然不來上課了。高俊琪四處打聽，才知道他已經(jīng)跟著爸媽搬走了。
高俊琪自己離開通州的村子時，也跟“小胖子”一樣，事先毫不知情。后來他跟著爸媽返回通州收拾余下的家當，一心盼著還能見到原來的三五個伙伴，沒想到那些孩子也已經(jīng)像自己一樣，跟著父母漂到了別處。
過去7年里，高俊琪記不清由于房東加租或收回房子而搬了多少次家。幸運的是，他們一家再也沒離開咸寧侯村，他也無須像其他打工子弟那樣，頻繁地更換學校。
可在他一直就讀的學校里，分離卻從未間斷。每個春節(jié)過后，班上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學離開，新的面孔一個接一個陸續(xù)到來。
“明年你還會來嗎？”春節(jié)前，高俊琪總會記著問伙伴們一句。大多數(shù)孩子總是爽快地回答：“會來啊！”可實際上，答案并不由這些孩子來決定。春節(jié)期間，他們的父母回老家后常常有了新的打工計劃，來年便帶上他們移居別處。
“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會離開。”高俊琪對我說著，語調(diào)慢了下來，眼睛一直看著遠方，“那時候，就怕開學時見不到原來的朋友。”
實際上，不僅是學生，老師也不斷來來往往。高俊琪記得，從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三年級，他一共換了7次班主任。“老師一換，感覺那課堂就陌生了，講課的方式不一樣，頭幾節(jié)課很多人聽不懂，老師就問我們怎么講課才能聽懂。”
感覺孤單的時候，他就趁父母打電話回老家時，與堂弟聊幾句。“來天安門玩吧。”他總是這樣對堂弟說。一直在老家念書的堂弟通過網(wǎng)絡看過許多天安門的照片，卻一直沒有到過北京。
“我走了之后，他認識了好多好朋友，現(xiàn)在還像以前那么快樂。”高俊琪的語調(diào)變得更慢了，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什么。
過去7年里，他身邊固定的朋友寥寥無幾。與他一路同窗的，只有一個男孩，那是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今年6月中旬畢業(yè)后，同學們四散離開，這個最好的朋友也返回老家安徽阜陽打工了。
“原來朋友就特少，現(xiàn)在就更少了。”他說。
“那……你會不開心嗎？”剛一開口，我就發(fā)現(xiàn)自己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
“還挺開心的。”他卻突然孩子氣地笑了，“我學會了如果沒有朋友在我身邊，我就自己給自己講笑話。”
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
高俊琪六年級的時候，京華希望學校接受南都基金會的捐助，改制為一所民辦公助的公益學校，同時改名為北京朝陽第一新公民學校。
什么是新公民？高俊琪至今記得，校長曾在校會上充滿激情地解釋學校的新名字：“這意味著以后不分外地人、本地人了，你們是這個城市新一代的公民。”
一年之后，高俊琪原校升讀初一。不久，老師就告訴初一班級的“新公民”們，他們不能在北京升讀高中和參加高考。老師還說，考慮到北京和外地在教材及教育水平上的差異，如果希望將來考上大學，最好盡快回老家念初中。
班里一下子炸開了鍋，同學們紛紛討論該如何選擇。
“媽，我想回老家念初中。”在心里考慮了好幾天后，高俊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爺爺奶奶要下地干活，回去誰管你？他們歲數(shù)也大了……”媽媽急著拒絕。
在母親眼中，高俊琪還是那個“上房頂、爬墻頭”的野小孩，“哪個孩子惹著他，他就跟誰打架，村里的孩子都怕他”。爺爺那時候曾語重深長地勸告：“這孩子你打小不管，長大了就是黑幫老大呀！”
高俊琪可不這樣看自己。一年前，成績名列前茅的他被老師推薦加入學校新成立的學生會紀律部。每逢早讀、課間和午休，他就戴著寫有“治安”二字的袖章到各個角落巡邏，和幾個同學一塊兒管理著學校9個年級的紀律。
不過，他從沒跟母親提起這些。即便后來初三時當上了學生會主席，媽媽也只是從別人嘴里才知道這個消息。和許多同齡孩子一樣，他嫌媽媽“磨嘰”。
他14歲了，漸漸有了主見。到天安門玩，他不再跟著爸媽去，而是喜歡與同學結(jié)伴去。通常，他一大早就出發(fā)，在村子里的小吃店吃上一大頓早餐，再背上一些干糧作午飯，然后與同行的朋友在城里玩到傍晚才回來。
這一回，他試著為自己做一個更大的決定，沒想到卻被突然擊退。他于是故意躲著媽媽，拒絕和她說話，還堅持“不給她炒菜”。往常，媽媽下班回家晚了，晚飯都由他負責。直到幾天之后，做卸貨工的爸爸休假回到家，母子間僵持的氣氛才在一家三口的飯桌上得以緩和。
但高俊琪并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想法。到了初二，眼看著班上陸續(xù)有同學返回老家，老師也不時提醒“晚了回去就跟不上了”，他更加坐立不安。
“媽，你讓我回去上吧，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初二那年的春節(jié)前夕，高俊琪突然這么說。
聽到這話，母親愣了一下，突然感覺自己的兒子“像個大男人一樣”。這個只念過小學一年級、基本不識字的女人并不是不知道，兒子口中的“前途”意味著什么。
原本在老家時，她根本“不把上學當回事兒”。但在北京呆久了，她漸漸也“夢想著”兒子能上個大學。“你看人家考上大學多好呀！”“人家上班多輕松啊！往辦公室一坐，還不累。”她常常聽工友這么議論，時間長了也受影響。
那年春節(jié)，高俊琪帶上自己的書包回了老家。
可一到老家，父母又動搖了。老家的人說，這幾年也有孩子從外地返鄉(xiāng)讀書，原本在外地學習挺好的，可在老家沒父母管教，時間長了就學壞了，有些孩子甚至為了到網(wǎng)吧上網(wǎng)，“去偷，去搶，還打老師”。
“村里壞孩子太多了。”一個鄰居這樣分析，“而且你們這條件，要是他考上大學，上得起嗎？”這話說到了高俊琪父母的心坎里，他們猛然意識到，“一年上萬塊”的大學學費，這個家實在難以支付。
“在我們身邊成不了才，至少能成人，至少學不壞，你說是吧？”爸媽這樣勸說兒子。
高俊琪開始沉默。生活沒人照料怎么辦？自己學壞了怎么辦？考上大學沒錢交學費怎么辦？“要是這些真發(fā)生了，我該怎么辦呀？”他不斷問自己，越發(fā)覺得難以應對。最終，他又拿起書包，跟著爸媽回到了北京。從此，他再沒提過回老家念書的事情。
“我心目中的大學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我覺得大學意味著自己的前途，能實現(xiàn)遠大的理想。”在一封電郵中，高俊琪這樣向我描繪他心中的大學。
“遠大的理想”是什么？他還沒來得及仔細思考。這個從小喜歡玩具車、不僅愛玩還愛研究的少年只是模模糊糊地幻想過，在大學里學一門與機械或汽車有關(guān)的專業(yè)，將來“可以設計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