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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中國青年報：一年來，蟻族的概念邊界變得非常模糊，是否已經偏離了你原來下的定義？實際上像“北漂”這樣的概念，也能夠包含足夠多的社會問題，但它的傳播力遠不如蟻族，你認為原因在哪里？
廉思：我認為，蟻族比“漂”這個概念更貼切地表達出人們的一種狀態：孤立無援，沒有盡頭，人處于一種“被拋”的境地。它反映出“80后”一代的集體焦慮，這種焦慮，深深根植于當下轉型社會的矛盾糾結之中。國家越是強大，人們的渺小感就越是強烈。從這個層面來說，每個人都是蟻族，差別只在你是否認識到這一點。因為蟻族概念的外延足夠寬泛，媒體總能找到合適的話題自我發揮，從而賦予它新的內涵。
中國青年報：他們怎樣評價“官二代”、“富二代”這些同齡人？
廉思：應該是一種矛盾的心理吧。持“憤怒”(58.3%)、“悲哀”(49.4%)、“羨慕”(42%)三種情感的相對較多。畢竟，“富二代”、“官二代”是與蟻族有著鮮明區別的群體。
但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對“憤怒”一詞的選擇與蟻族身份認同之間存在相關性。“憤怒”作為一個較為明顯的貶義詞，得到更多認同蟻族身份的受訪者青睞。即越認為自己是蟻族，對“官二代”、“富二代”越“憤怒”。在“富二代醉酒撞人”問題上，90.1%的蟻族認為應重懲，這遠高于普通民眾。這表明蟻族對于群體外成員繼承和世襲資源有較強的怨恨和不滿。
少數富豪階層的“炫富”行為，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反感，無疑是杭州飆車案中的“富二代”和“我爸是李剛”中的“官二代”遭到許多人強烈聲討的重要原因。由于各自從不同的利益和立場出發看待現實問題，致使階層之間觀念沖突、互相不信任增多，彼此形成隔膜心態，加劇了弱勢階層對強勢階層的怨恨。
中國青年報：你們調查了他們對社會的看法，那么他們對近年來的社會熱點問題或事件有何看法？
廉思：這個問題非常敏感。今年我們把蟻族對社會現象的態度作為調查重點，通過調查他們對貧富差距、醫療、住房、司法、教育、“富二代”、打黑行動、權力分配、稅收分配等方面的意見傾向來判定。
比如說，61.3%的人認為“應該從收入高的人那里征更多的稅來幫助窮人”；64.7%的人認為“經濟條件好的人比經濟條件差的人在社會事務上有更多的發言權”；94.9%的受訪者認為“房價已經遠遠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94.6%的受訪者表示贊同“看病難”的提法，62.3%的人認為“高等教育對就業沒有太大幫助”；在司法方面，多數受訪者認為司法不公正的現象突出。
從總體上看，面對網絡群體性事件，蟻族參與度低，存在著“只看不動”的現狀，旁觀者居多。絕大部分的蟻族在面對網絡群體事件時會保持沉默，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蟻族聲援過網絡群體性事件。
中國青年報：他們對社會的核心訴求是什么？為什么一年來社會廣泛關注、政府高度重視，但蟻族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
廉思：蟻族的訴求，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社會條件下底層知識青年的需求。中國古代通過科舉取士形成了社會頂端的士階層，管理國家事務。這條生產線一直在中國存在了1300多年，成為眾多知識青年上升到社會上層的通道。現在，雖然科舉制早已不存在，但是通過有效的渠道參與國家事務，進入社會頂端階層依然是眾多知識青年的需求。
蟻族一直堅定地相信，通過自己的勤奮努力，也可以擁有與所謂“城二代”PK的社會競爭力。中國傳統社會一直為蟻族這樣的“村二代”提供向上躍升的渠道和空間，貧寒子弟可以通過寒窗苦讀，“魚躍龍門”，實現階層晉升。教育的最大貢獻，就是為蟻族提供了改變自己命運的通道，從而保持階層流動和社會活力。只要上升的途徑和機會仍在，社會的和諧穩定就可以實現。但隨著社會轉型的加速，貧富差距的拉大，經濟狀況較差的家庭，由于很少擁有特殊的社會資源，其子女就業明顯處于弱勢地位，蟻族上升渠道越來越窄，向上流動的門檻越來越高。社會在開放性增加的同時，其階層封閉性和固化趨勢也在加強。
中國青年報：如何為這些底層知識青年找到上升通道？
廉思：讓沒有機會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知識青年在時代發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讓他們雖然在體制外，但仍能保持對體制的高度認可；讓他們不會因為生活的種種不如意，對整個制度的合法性產生質疑；讓他們存有中國夢，成為適應新形勢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高素質勞動者，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因此，不能單就大學生就業問題談就業問題，單就高等教育問題談高等教育問題，必須站在整個中國知識青年未來發展的高度上，通盤考慮，在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下，重新定位大學畢業生，重新制定關于知識青年的方針政策。胡錦濤總書記倡導的“包容性增長”理念和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這種視角，理應成為解決問題的立足點。 本報記者 唐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