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住證
戶和夢
在打工博物館里，2003年之后被稱作新時期。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將進城務(wù)工人員列為產(chǎn)業(yè)工人。此后，在大連等城市，這個群體有了“新工人”、“新市民”的稱呼。
但是對離開鄉(xiāng)村的打工者來說，要徹底融入一座城市，仍舊是個難題。
孫恒把成立博物館的消息第一個告訴了朋友馬小朵。馬小朵聽了很激動，決定把自己的三個戶口本復(fù)印件送來。
馬小朵有過3本戶口：江蘇溧陽的農(nóng)村戶口、深圳的城市戶口和北京的城市戶口。為了得到一張北京戶口，馬小朵花了20年。
1982年，16歲的馬小朵高中畢業(yè)后離開溧陽老家，來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進京的保姆大軍總共有5萬人，安徽無為來了3萬，溧陽來了2萬，都是鄉(xiāng)下姑娘，主要分到各級首長家。后來有一部電影《黃山來的姑娘》，就是以此為背景。馬小朵的經(jīng)歷和電影主人公的命運極為相似，她到了當時全國政協(xié)一個副主席家做保姆。
“當時家里太窮了，沒有希望。我拼命想離開家鄉(xiāng)，到哪兒也無所謂。”1985年馬小朵辭掉保姆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學夜大學英語，3年后拿到了大專文憑。之后，她在一家出版社做臨時工，月薪30元。
不久，她認識了現(xiàn)在的丈夫。對方是北京人，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一個現(xiàn)實問題橫亙在兩人中間，男方家庭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馬小朵的農(nóng)民身份。那時還實行票制，糧油都是跟著戶口走，沒有北京戶口寸步難行。
外地人和農(nóng)村戶口的雙重壓力，讓馬小朵感到絕望。
1990年，她去了深圳，因為那里的戶籍制度正在松動。她應(yīng)聘到深圳一家電子公司做推銷員。3年之后，公司幫她要到了一個深圳城市戶口指標。“捏著那張戶口直想哭，我不知道值不值，奮斗了半天，就是為了擺脫一個農(nóng)村人的身份，可那是我的故鄉(xiāng)。”她后來回憶道。
1992年她終于結(jié)了遲到的婚。因為身體虛弱和“準生證”困境帶來的兩地奔波，1993年，她失去第一個孩子。1996年回到了北京，但還是深圳戶口，女兒雖然出生在北京，也是深圳戶口。2001年到了孩子要上學的年齡，丈夫的單位論資排隊，才終于有名額把她和女兒的戶口調(diào)進北京。一番折騰，前后花去20年。
在旁人看來，馬小朵已經(jīng)得到了一個打工妹想要的一切。曾有一篇關(guān)于她的新聞報道，標題就叫《一個進城小保姆的幸福生活》。
后來的選擇對馬小朵而言很具諷刺意味：這十幾年來，為了戶口活著，為了要孩子活著，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為什么而活著。她曾經(jīng)如此努力地融入城市，現(xiàn)在周圍都是北京人，卻覺得跟他們沒有共同語言。他們說升官發(fā)財?shù)氖拢膊魂P(guān)心。她仍然被打工妹群體吸引著。聽說中國婦女報社為打工妹辦集體婚禮的消息，她會興奮地跑去幫忙。
有一天，電視里正在放女兒愛看的動畫片《貓和老鼠》，里面有一只鴨子，被獵人打得遍體鱗傷，老鼠把它救到了自己洞里，獵人就在洞外學鴨子叫，它聽到同伴的叫聲沖了出去，獵人乓乓開槍，又把它打得遍體鱗傷，老鼠再一次把它救進洞里，獵人又學鴨子叫，它又不顧死活沖出去。一旁的丈夫?qū)︸R小朵說：“你就是那只鴨子，只要一聽到同伴的呼喚，就什么也不顧了。”
最終她回到了還處在城市邊緣的打工者中間，2005年她創(chuàng)辦了一家專門為打工妹服務(wù)的“同心希望家園”。
有朋友在提到馬小朵時這樣介紹：“她叫馬小朵，1982年就出來打工了，她還活著。”
命和家
像馬小朵這樣頭一批離開土地和鄉(xiāng)村的打工妹，如今絕大多數(shù)已回到了家鄉(xiāng)。能夠在城市里生存下來的，少之又少。
在以婦女為主題的展廳里，記錄著幾位打工者的生活。1998年從山東來京的徐芳，如今還在經(jīng)營她的煎餅鋪。10年的時間，她所在的社區(qū)已經(jīng)從8000人發(fā)展到4萬人。
“到處都變化那么大，只有我還在原地打轉(zhuǎn)。”博物館開館那天，受邀前來的徐芳望著自己10年前的照片發(fā)呆。展柜中收藏了她的幾首詩。扉頁上用紅筆寫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此時，楊麗紅帶著女兒走了進來。兩位母親湊在一塊兒，不自覺地把話題放在了孩子身上。
兩個已經(jīng)上中學的孩子，過兩年就將面臨高考。根據(jù)北京市教委的規(guī)定，有北京戶口和學籍的才能在京參加高考，否則必須回戶口所在地報名。
“我們還回得去嗎？”楊麗紅問道。她和丈夫離開家鄉(xiāng)已經(jīng)18年，其間因為沒交公糧、集資和農(nóng)業(yè)稅，土地早被村里收回去了，房子也因年久失修倒了。孩子是在北京出生的，從沒回過老家。
“你是北京人嗎？”有參觀者問這個帶著京腔的小姑娘。
她看了那個唐突的陌生人一眼，沒說話，離開了這間屋子。
楊麗紅也只是從女兒的日記中得知，這個看上去無憂無慮的孩子，最近正因為一個好朋友要回山東老家上學而苦惱。她在本子上寫了“為什么不一樣”，后面是一連串問號。
楊麗紅想給女兒的是“一樣”。和北京孩子一樣，上區(qū)重點小學，和他們一樣周末學英語、學奧數(shù)，學跳拉丁舞。這些年，她把丈夫做家裝賺的錢全投在女兒身上。連丈夫都認為這是在逼孩子，“難道不考大學就不活啦？”
楊麗紅覺得，自己并不忘本，只是不想女兒再走自己的路。
1990年，她和家鄉(xiāng)的47個姐妹一起進入廣州的紡織廠，晚上睡覺被像對待犯人一樣反鎖在車間的閣樓上。3年后來到北京，只因為與本地人發(fā)生口角而被警察呵斥，“滾回你們老家去，上他媽這兒來干嘛”。甚至在不久前，她在旁聽一個論壇時，還聽到有專家說“農(nóng)民工就像是自來水，需要的時候打開，不用的時候關(guān)上”。
“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受過了，我只是不想讓女兒再經(jīng)歷這樣的屈辱。”在楊麗紅看來，高考成了唯一能改變命運的通道。但是通道對流動的打工子弟并不暢通。
曾有不平者把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子女等同北京戶口的八類人”的通知寄到博物館來作為展品。八類人中，包括原北京知青、博士后，甚至具體到中建二局一公司的職工。外來打工者不在其中。
如今，楊麗紅只能寄希望于戶籍制度改革。但這種改革涉及統(tǒng)籌城鄉(xiāng)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等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問題，連她自己也承認，“不是短時間的事”。
博物館里收藏的一份取名“打工詩人”的自辦小報上，有這樣一段話，描述這個群體如今面臨的尷尬：
機器的轟鳴取代了蟲鳥的鳴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車和陌生的面孔／老鄉(xiāng)們湊在一塊兒互相慰藉／謹慎卑微地生活／有時懷揣著對田園牧歌式生活不可復(fù)返的惆悵／不過／家鄉(xiāng)也只活在記憶里／現(xiàn)在的家鄉(xiāng)／就像打工者所在的城市一樣讓人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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